摘要：在晚清近代，面臨空前生存危機的中華民族煥發出強大斗志，自強不息、剛健奮進的精神格外突顯。受時代影響，張岱年早年關于中華文化的討論也是特別強調“自強不息”、剛毅進取精神的重要性，罕言“厚德載物”的包容、和平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張岱年提出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到了1990年代，張先生特別突顯“厚德載物”精神的重要性，他認為世界各偉大民族皆有“自強不息”的精神，但“厚德載物”的包容、和平精神是中華民族所獨有的。“自強不息”彰顯了民族主體性、獨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張先生將“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緊密聯系起來。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是辯證統一的，立足于新時代的民族精神，如果繼續借用《周易·大象傳》話語，可以吸收《周易》下經咸恒兩卦的大象辭，將其表述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虛受人”“立不易方”。
關鍵詞：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 愛國主義 主體性 和平性
關于民族精神的討論，大概始于1900年，在1930-1939年期間特別是1934年前后相關討論非常密集，不少人把弘揚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與發揚民族精神結合起來。1980年代以來，關于民族精神的討論又活躍起來，如劉綱紀認為中華民族精神包括“理性”“自由”“求實”“應變”四大精神（1），謝幼田從“直覺是中國思維的出發點”“和諧與整體性”“中庸的方法與原則”三個方面論及中華民族之精神（2），等等。
在這些討論中，張岱年先生的觀點影響最大，張先生認為《周易》乾坤兩卦《大象》辭“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最能代表中華民族之基本精神。對于張先生的民族精神觀，遲成勇等人曾做過解讀與闡釋（3）。本文與遲成勇以及相關研究的角度不同，側重考察張先生這一論斷的提出過程，分析其觀點的前后變化，并在此基礎上就民族精神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思考。
一、“自強不息”與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
乾坤為《周易》之門戶，64卦可謂皆由乾坤兩卦交合變易而來?！肚?middot;大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大象傳》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乾坤兩卦雖很重要，但在古代，“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似并未引起特別關注。這兩句話特別是“自強不息”的“崛起”是在近現代。晚清以來，中華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機，一批批有志之士前赴后繼，試圖通過變法圖強來振興中華。“自強不息”成為這一時期振奮國民精神的響亮口號，在晚清民國很多報刊的醒目位置，經常有此四字題詞，各界演講和學人專文也常以“自強不息”為主題主旨，不少高校甚至中小學也以“自強不息”為校訓、學訓。
由于積貧積弱、落后就要挨打的血的教訓，在近代文化中，我們突出強調了“自強不息”、奮發圖強的精神。相對地，“厚德載物”提得較少。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梁啟超在清華發表論君子的演講時認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最能概括君子修為的基本精神。1920年，《清華周刊》第205頁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題詞，1931年清華《消夏周刊》第7期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校訓題詞。
清華校訓源自梁啟超論君子的演講，除此之外，“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在近代社會文化中很少并提。這也可以理解，在近代中國，對于中華民族而言，首要的是“自強不息”，通過變革、斗爭來實現獨立自主，擺脫“亡國滅種”的生存危機。顯然，“厚德載物”之平和包容精神對于近代中國而言是不合時宜的。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這種看法影響廣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這是張岱年首先提出來的，更不清楚張先生是在什么年代提出的。對張先生這一觀點的具體提出過程作一考察是必要的。
自1933年大學畢業始，張岱年先生曾長期在清華任教，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對張先生的為人為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在時代影響下，張先生早年也是只強調“自強不息”精神的重要性。張先生在1932年《辯證法與生活》、1933年《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兩文中只是偶爾提到“自強不息”，并未作特別強調。1934年，張先生在《中國思想源流》一文中開始強調說“《易傳》也是發揮宏毅哲學的”，“自強不息”“剛健中正”“表出了中國固有精神之精髓”（4），認為“中國民族現值生死存亡之機。應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安毅能應付危機的哲學”“中國要再度發揮其宏大、剛毅的創造力量”（《全集》第一卷，第199頁）。
1935年，在《西化與創造》一文中，張先生認為“剛健的態度，主自強不息，生生日新，宰制自然”“我們所要發揚的原有的卓越的文化精神，乃是原始的剛健精神”（《全集》第一卷，第250-251頁），這里將剛健自強視為我們民族的文化精神之脊梁。在1936年完成的《中國哲學大綱》“人生論”部分論及《大象傳》道德修養時，張先生指出“‘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實是《象傳》中的人生思想之中心觀念”（《全集》第二卷，第347頁）。
1944年，在《天人五論》“品德論”中釋“勇”時，張先生指出“勇亦曰剛，亦曰毅，亦曰強”“自強不息，可謂大勇。力強足以勝艱難，志堅足以抗險阻，然后為勇”（《全集》第三卷，第214頁）?？傮w上看，1949年以前，張先生感于民族時代，特別強調宏大、剛毅、自強、勇健之精神，這是一種人格精神，也是一種文化精神。
1980年以后，張先生繼續強調“自強不息”的重要性，自強不息不僅是我們的文化精神，也是民族精神。1982年在《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張先生以“剛健有為”為中華文化四大基本精神之首，指出“天體運行，永無已時，故稱為健。健含有主動性、能動性以及剛強不屈之義。君子法天，故應自強不息”（《全集》第五卷，第420頁）。
1984年，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與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優良傳統》中，張先生指出“在《易傳》所宣揚的‘剛健’‘自強不息’的思想的熏陶影響之下，中國歷代優秀的知識分子表現了三個方面的優良品格和作風：第一，誠摯熱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第二，堅持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第三，剛強不屈與不良勢力進行斗爭的精神”（《全集》第五卷，第668頁），這里張先生視愛國主義為“自強不息”的首要精神。
1985年2月，在《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中指出“作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應是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思想態度”（《全集》第六卷，第42頁）;同年7月，在《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指出“中華民族有一個奮發向上、自強不息的傳統，同孔子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全集》第六卷，第86頁）。至此，張先生論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精神傳統時主要還是強調自強不息，尚未并提“厚德載物”。
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民族精神的提出
張先生關于民族精神的討論，一定意義上是在1980年代“文化熱”的大背景下來展開的，與其文化上主張“綜合創新”說是同時期提出的，這些都是在1984年之后的思想。張先生晚年回憶說“1983年以來，國內出現了討論文化問題的熱潮，這是80年代學術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全集》第八卷，第102頁），“1984年以來，國內文化熱興起，我明確提出‘綜合創新’的觀點，并且著重揭舉了‘民族精神’的問題，認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可稱為‘中華精神’，其主要內容可以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來表述。這些見解近幾年來已受到人們的注意，并且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是我感到欣慰的”（《全集》第八卷，第308頁）。
張先生首次明確自覺地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作為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大概是在1985年8月24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學術討論會上《談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發展趨勢》演講中，他認為“應該肯定，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東方五千多年，必然有其優秀傳統作為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F在我們要達到對于民族精神的自我認識”;強調“‘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就是中華民族不斷發展、不斷前進的思想基礎”（《全集》第六卷，第90頁）。但是張先生對此沒有進一步詳談，到了1986年，才對此作了更多展開。
1986年4月24日，張先生以《中國文化的回顧與前瞻》為主題在北京師范大學作報告，他認為《易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對中國文化起到促進作用，是“中華民族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
天體、日月、星辰，晝夜運行，今天太陽從東方出來，明天太陽也一定從東方出來，太陽不會懶惰，永恒運動，許多行星也是這樣，人就應自強不息，永遠前進，勉力向上，決不停止。我認為自強不息觀點就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厚德載物”，大地包容萬物，兼容并蓄，什么東西在地上都可生長，人應胸懷廣大，無所不容。
這些思想觀點，在民族關系上，表現特別明顯。一方面，中華民族是堅強不屈的，不向任何外來勢力屈服，堅決保衛民族獨立。另一方面，主張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反對擴張主義，我不向你擴張，你也不要向我擴張，互相保持和平，“協和萬邦”。堅決保衛民族獨立，就是愛國主義的傳統，這是非?？少F的。（《全集》第六卷，第146-147頁）
“自強不息”就是要像日月星辰那樣周流不息、永遠前進，“厚德載物”是像大地那樣包容萬物、胸懷廣大。這是論君子人格修養，拓展到民族精神上，就是一方面獨立自主、堅強不屈，另一方面睦鄰友好、愛好和平。這里，張先生也把“自強不息”與愛國主義、保衛民族獨立聯系起來。
1986年4月28日，張先生在中央黨校作學術報告《中國傳統文化的分析》，其中第三節談《國民性與民族精神》，他說“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延續發展，必然有自己的精神支柱，這個也可以叫做民族精神。每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全集》第六卷，第136頁），而《易傳·大象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兩句話，在鑄造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方面是自強不息，永遠運動，努力向上，決不停止，另一方面也要包容多樣性，包容不同的方面，不要隨便排斥哪一個方面”；這兩句話在個人生活上也有表現，但在民族關系上表現得特別明顯，“自強不息，就是堅持民族獨立，決不向外力屈服，對外來的侵略一定要抵抗，保持民族的主權和獨立。自強不息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拼搏精神’。同時還要厚德載物，胸懷廣大，不去侵犯別人，保持國際和平。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我們應該加以肯定”（《全集》第六卷，第137頁）。簡單來說，這種精神就是既不受人欺，也不欺負別人，是一種獨立、自強、和平的精神。這與在北師大的講話基本是一致的。
1986年8月2日，張先生在青島中西文化講習研討會上發表講話《中國文化的歷史傳統及其更新》，再次談及“國民性和民族精神”問題，他說“一個延續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個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基本精神，這個基本精神就是這個民族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和內在動力。在西方，古希臘文化表現了希臘精神，法國人民強調法蘭西精神，德國人民宣揚日耳曼精神，東方的日本也鼓吹大和精神。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基本的主導思想意識可以稱為‘中華精神’，‘中華精神’即是指導中華民族延續發展、不斷前進的精粹思想”，而“‘中華精神’集中表現于《易傳》中的兩個命題”：
自強不息就是永遠努力向上，絕不停止。這句話表現了中華民族奮斗拼搏的精神，表現一種生命力，不向惡劣環境屈服。這里有兩方面的意思，在政治生活方面，對外來侵略決不屈服，對惡勢力決不妥協、堅持抗爭、直到勝利。在個人生活方面，強調人格獨立?？鬃诱f：“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也講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代儒家強調培養這種偉大人格。這種精神，應該肯定。
《易傳》中還有一句話：“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是說，要有淳厚的德性，能夠包容萬物，這是中華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有宗教戰爭，不同的宗教絕對不相容。佛教產生于印度，卻不為婆羅門教所容，結果佛教在印度被消滅了。在中國，儒學、佛教、道教彼此是可以相容的，這種現象只有中國才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一個是奮斗精神，一個是兼容精神。“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兩點可以看作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現。（《全集》第六卷，第168頁）
這與同年四月份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在觀點上基本一致，在一些細節表述上更為豐富了，同時也有一些新的思考，比如說這里強調了“厚德載物”的包容精神是“只有中國才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儒者的人格精神，也是我們的文化精神、民族精神。1986年9月24日，張先生在董仲舒思想研討會上發表《關于文化問題》的講話，他說民族精神“是我提出來的”，“妨礙民族發展的那不叫民族精神，能夠促進民族發展的才叫做民族精神”（《全集》第六卷，第190-191頁），“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自強不息是積極奮斗、不畏強權的精神，厚德載物是包容寬容、“和而不同”的精神。1986年9月11日，在《〈中華的智慧〉前言》中，張先生指出《易傳》雖作于戰國，但仍是孔子學說的發展，“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既是人生原則，也是民族精神，體現了儒家的智慧。
從1986年開始，張先生在自覺地思考并凝練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在4月、8月、9月報告的基礎上，1986年底，張先生就此問題發表專文《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指出“民族精神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有比較廣泛的影響；二是能激勵人們前進，有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一個民族應該對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較明確的自我認識”（《全集》第六卷，第223頁）。
而《易傳》古來主流認為是孔子作的，有著極高的權威性和影響力，乾坤兩卦又是《周易》六十四卦的綱領和門戶，其《大象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天地精神又能鼓舞人心、激揚奮發，在張先生看來，以其作為民族精神是最合適的。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是一體的，張先生強調“中華民族必有作為民族文化的指導原則的中華精神。古往今來，這個精神得到發揚，文化就進步；這個精神得不到發揚，文化就落后。正確認識這個民族精神之所在，是非常必要的”（《全集》第六卷，第225頁）。
1988年2月20日，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演變及其發展規律》一文中，他再次論及民族精神：“廣義的民族精神指一個民族所有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思想意識，狹義的民族精神專指能起促進文化發展的積極作用的精粹思想”（《全集》第六卷，第356頁），而《易大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就體現了這種精粹思想。張先生又說：
傳說《周易大傳》是孔子撰寫的，因而在二千年的學術傳統之中，《周易大傳》具有崇高的地位與廣泛的影響。據近年史學家的考證?！吨芤状髠鳌窇菓饑鴷r期儒家學者的著作。《周易大傳》的這兩句話，表達了當時的進步思想。事實上，“自強不息”是戰國時代華夏人民奮斗精神的反映，“厚德載物”是當時華夏人民寬容精神的反映。這種精神在秦漢以后流傳下來。
中國人民對內反抗暴政，對外反抗侵略，表現了堅強的奮斗精神。同時對于不同的宗教采取兼容的態度，向來沒有發動對外侵略，表現了寬容精神。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變的，隨時代的變遷而有消有長、有進有退。當民族精神發揚充盛之時，民族文化就發展前進；當民族精神衰微不振之時，文化也就處在停滯狀態之中。這也是一條文化發展的規律。（《全集》第六卷，第356-357頁）
《易傳》傳統上被看作是孔子所作，因而影響很大，張先生接受現代主流學界的觀點，認為《易傳》作于戰國時代，即便如此，它仍是對孔子學說的發展，是儒家思想的體現。張先生這里也強調了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一體性。
1988年12月在《文化體系及其改造》一文中，張先生也說到“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法國有法蘭西精神、美國有美利堅精神、德國有日耳曼精神，等等，“我們也應肯定有一個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一定要發現這種精神、認識這種精神、理解這種精神，然后發揚提高這個精神。我認為這個精神就是《易傳》上所講的兩句話：‘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一方面是發揮主動性，積極向上、奮發努力、永遠前進、堅強不屈；另一方面是厚德載物。中國自古以來不想向外侵略，修建長城就是個例證。長城是一種防御的設備，不想向外擴張，表現了愛好和平的態度”（《全集》第六卷，第451頁）。
總體上看，張先生在1980年代中后期提出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仍特別突顯“自強不息”、拼搏奮斗、愛國精神的重要性，強調要捍衛國家主權、民族獨立，不屈服任何外來勢力；同時，他也提出“厚德載物”之包容、和平精神的重要性，并視之為中華民族的特殊性所在。
三、突出民族精神的主體性、和平性
進入90年代，張先生更加重視“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作為民族精神的哲學意義和時代意義，在闡釋的重點上也發生一些變化，他更加突出“厚德載物”之和平性特征是中華民族的特殊精神和寶貴品格，同時，在對“自強不息”的詮釋上也有些新的富有思想性的提法。
1990年7月30日，張先生在《〈周易〉與傳統文化》一文中繼續強調《易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對塑造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性，認為這兩句話“集中表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這兩條是以孔子的名義發生影響的，在長期歷史中，廣泛地受到人們的服膺尊崇，激勵著廣大民眾奮發前進、在困難面前決不屈服，同時保持著廣闊的胸懷”（《全集》第七卷，第69頁）。
1992年1月27日，張先生在《炎黃傳說與民族精神》一文第三節“何謂民族精神”中認為，傳統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因素，而“嚴格意義的民族精神專指能促進民族發展的積極傳統”，“積極傳統即能促進社會發展的傳統，消極傳統即落后的拖延社會發展的種種思想意識”（《全集》第七卷，第220頁）。張先生強調“中國屹立于世界東方五千多年，必有其所以能夠自立的思想基礎。
中華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的思想基礎，即是中國文化中的積極傳統，即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須滿足兩個條件，才可以成為民族精神。一是具有廣遠的影響，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二是能促進社會的發展，是推動社會前進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必然是文化學術中的精粹思想，在歷史上曾經具有激勵人心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稱之為民族精神”（《全集》第七卷，第221頁）。
在《炎黃傳說與民族精神》第四節專門談“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張先生說“近幾年來，關于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我提出一項見解，認為《周易大傳》的兩句話‘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這只是用最簡括的詞句來表示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這兩句話有深厚的哲學基礎和豐富的理論含義，這需要加以解釋。自強不息的哲學基礎是重視人格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厚德載物的哲學基礎是重視整體的以和為貴的理論”（《全集》第七卷，第221頁）。從“以人為本”（主體性）來講自強，這是張先生之前沒有講過的。
接著張先生又展開了更具體的論述，他認為“自強就是在德行、知識、能力各方面不斷提高，從而保持自己的人格尊嚴。自強觀念包含對于人的主體性的肯定，包含對于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肯定”（《全集》第七卷，第221頁），“儒家強調道義之強，即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堅持原則，不屈不撓”，“‘自強不息’就是堅持自己的主體性、努力上進，決不休止。自強不息的精神亦稱為剛健”，“在中國歷史上，剛健自強的思想起了激勵人心的偉大作用。特別是在國家民族遭受外來侵略的時候，志士仁人、愛國群眾起來進行英勇的斗爭，更顯出剛健自強思想的光輝”（《全集》第七卷，第222頁）。
自強不息是積極進取的精神，相比之下，厚德載物是一種“博大寬容的精神”，含有“寬柔以教”的意謂，“厚德載物，即待人接物，要具有寬容、寬柔的態度。既肯定自己的主體性，也承認別人的主體性；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嚴，也要承認別人的人格尊嚴。在國際關系上，厚德載物的原則表現為和平共處，反對侵略戰爭。中華民族向來不主張向外進攻，古代建筑的長城，本是一種防御的工程，這也是中國文化中重視和平的表現”（《全集》第七卷，第222頁）。
個人、民族都有努力保持其主體性的獨立和尊嚴，這是自強不息精神的體現，與此同時，還要將心比心，尊重別人的主體性，不能因張揚自己的主體性限制、妨礙乃至打壓別人主體性的伸張。張先生此論，與現代西方哲學提倡的主體間性、交互主體性、交往理性之說有些類似。賀來認為，“主體性”是哲學中一個十分重大的課題，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主體性”觀念在中國當代哲學的進程中產生了十分特殊的作用，對于推動思想解放、觀念變革居功至偉（5）。
在《炎黃傳說與民族精神》一文，張先生還指出“‘自強不息’的精神可以說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共同具有的，并非中國文化的特點。‘厚德載物’的寬容而愛好和平的精神，卻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特點”（《全集》第七卷，第223頁）。這可以看作是對1986年8月青島講話認為只有中國才有兼容并包精神、沒有發生宗教戰爭觀點的一種發展。從今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來看，“厚德載物”、愛好和平的精神非常重要。就此而言，張先生的這一看法是有前瞻性的。當然，這與民族復興的時代背景也是分不開的。1990年代的中國，政治獨立，經濟迅猛發展，這與百年前任人宰割的國運已不可同日而語。
1992年4月12日，在《中國文化的光輝前途》中，張先生又說“‘自強不息’，亦稱為‘剛健’即奮發向上，堅強不屈，永遠前進，決不停止。‘厚德載物’，是寬厚待人，團結群眾。‘自強不息’表現了奮斗精神，‘厚德載物’表現了寬容精神。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全集》第七卷，第246頁）。1992年5月3日，張先生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關于德力、剛柔的論爭》一文中“自強不息即是剛健精神，厚德載物即是寬柔精神，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表現了剛柔的統一”（《全集》第七卷，第253頁）。
1993年2月9日，張先生在《中華民族精神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一文中說“自強不息涵蘊著主體性的自覺。厚德載物顯示著以和為貴的兼容精神”（《全集》第七卷，第329頁）。就一個民族而言，自強不息，強調民族的獨立與尊嚴，是愛國主義的精神支柱。“厚德載物”，“道并行而不相悖”，體現的包容精神使得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思想主張可以和平相處。
1993年7月7日，張先生在《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中以“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以和為貴”為中華文化的四項基本觀念。顯然，后兩項即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精神的體現，張先生說“在古代哲學中，與剛健自強有密切聯系的是關于獨立意志，獨立人格和為堅持原則可以犧牲個人生命的思想”“堅持自己的人格尊嚴，這是剛健自強的最基本的要求”（《全集》第七卷，第382-383頁）。孔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主張就體現了這一點。
張先生認為“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儒家宣揚‘剛健自強’，道家則崇尚‘以柔克剛’，這構成中國文化思想的兩個方面。儒家學說的影響還是大于道家的影響，在文化思想中長期占有主導的地位。剛健自強的思想可以說是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全集》第七卷，第383頁）。
1994年12月4日，張先生在《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一文中，指出中國文化的兩大基本精神，“一是剛健自強的進取精神，二是以和為貴的寬容精神”（《全集》第七卷，第554頁）。張先生在文中批評了那種認為中國文化安于現狀、缺乏西方那種積極進取精神的觀點，他認為“在中國哲學中，道家固然主張回到自然、反對進??；而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則是主張積極有為的”，《易傳》剛健自強的主張“即是能克服一切艱險，這正是積極進取的精神”（《全集》第七卷，第554頁）。張先生又說“這種積極進取精神是與西方文化的基本態度相互近似的。但是中國文化宣揚一種以和為貴的寬容精神，則與西方迥然不同了”（《全集》第七卷，第554頁）。這里，張先生也強調了厚德載物是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
1996年2月，張先生在其《全集·自序》中述及生平學術時，最后說“我提出民族精神的問題，認為任何一個文明的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民族精神。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屹立于東方，必有其延續不絕的民族精神。我提出，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周易大傳》的兩句話來表述，即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所謂‘自強不息’即是發揚自覺性、堅持前進的精神；所謂‘厚德載物’即是以和為貴、寬容博厚的精神。我認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稱為‘中華精神’。這是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核心”（《全集》第一卷，第4頁）。
張先生生于1909年，2004年辭世，1985年他提出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中華民族核心精神時，已77歲高齡，那么，此后的十多年他一直對此反復宣講、闡釋，在思想文化各界乃至社會上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些闡釋看起來大同小異，實際上從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他的一些講法也在變化，反映了他對此問題思考的不斷深入。同時，從晚年張先生的學術自述來看，他對此非常重視，自覺地將其視為其學術的最后一個重要發明，是對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思想貢獻，也是其一生學術情懷的凝結，充分體現了張先生強烈的學術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
四、余論
張先生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這一點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并被普遍認可（6）。張先生講自強不息，強調其愛國主義精神的激揚，這對我們今天強調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有影響的。當然，愛國主義更多是乾卦自強不息精神的體現，強調的是民族獨立、民族自強，是對民族精神主體性的彰顯。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實際上也是乾卦精神的體現。
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全面來說，講民族精神，也應包括坤卦的包容精神、和平精神。我們今天講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結合乾坤兩卦的精神來說，連續性是講生生不息，它與生生日新的創新性，可以歸為乾卦自強不息的精神，而和平性、包容性可以歸為坤卦厚德載物的精神，統一性居中可以說是太極大中之道。
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是辯證統一的。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恒定的價值觀，有永恒性，貫穿過去、現在、未來，民族精神在每一個時代又有著具體的表現，時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當下綻放。“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民族精神的很好概況，就今天我們這個時代而言，如果繼續結合《周易·大象傳》來講，實際上可以加上咸卦“以虛受人”，以及恒卦“立不易方”。
乾坤為《周易》上經的頭兩卦，咸恒為《周易》下經的頭兩卦，“以虛受人”與“厚德載物”的精神類似，但又有所不同，它更強調虛懷若谷，主動學習汲取別人的長處，與外界發生真切、篤實、暢通、向上的內外感應與信息能量交換；“立不易方”與“自強不息”的精神相呼應，但又有所不同，它更強調自己的原則性、立場性。在新時代錯綜復雜、風云變幻的國際關系中，《周易·大象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虛受人”“立不易方”，以此作為民族精神的時代新表述，可以與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相呼應，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提供精神力量。
注釋
（1）劉綱紀：《略論中國民族精神》，《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1期。
（2）謝幼田：《中國民族精神探析》，《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第2期。
（3）遲成勇：《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國學大師張岱年的民族精神觀的解讀》，《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4）《張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5-196頁。
（5）參見賀來：《“主體性”的當代哲學視域》，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
（6）張先生本人之人格也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精神的寫照，陳來指出“張先生一向謙和待人，有求必應，他既是誨人不倦的導師，又是忠厚寬和的長者。‘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正是他自己從事學術工作和待人處世的寫照”（陳來：《張岱年：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哲學家》，《燕園問學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0頁）。
原載：《中國哲學史》2025年第5期
作者：翟奎鳳，南京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