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在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史中發揮主流和主導作用的儒家思想，在人們的日用而不覺中發揮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對儒學經典和儒家思想的觀念進行現代詮釋，通過合理吸收和創新儒家思想智慧，拓展其應用領域，可以為解決當代社會問題提供思想資源。儒學社會科學化這一命題由此也成了學界討論熱烈的領域。
核心目標
先來看什么是社會科學化？“社會科學化”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其核心含義是指“使某種事物具備社會科學的特征或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它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將某事物納入社會科學范疇，讓此事物成為研究對象——把原本不屬于或較少被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現象、活動等納入社會科學（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歷史學等）的研究范疇；另一方面是使某事物具備社會科學特質——某種實踐、政策制定或思維方式開始系統地運用社會科學的知識、理論框架、研究方法（如問卷或田野調查、實驗、統計、定性分析）和規范。
“儒學社會科學化”是一個復合概念，一個理論框架，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儒學現代化轉型或者說如何實現儒家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儒學社會科學化的核心目標是經過現代社會科學的冶煉，儒學能夠發揮當代價值，儒家思想能夠為當代所用，儒家思想系統性地融入現代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中去。正如著名儒家學者、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王學典所言：“儒家思想的當代應用必須經過現代社會科學的冶煉。”
理論價值
儒學社會科學化這一命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既包含認識論，也包含方法論。其理論價值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超越哲學闡釋與道德說教，將儒學從純粹的哲學思辨、倫理教條或個人修養的范疇，延伸到對社會現象進行系統性的、經驗性的（或至少是可檢驗的）分析；
二是與現代知識體系接軌，利用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范式、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來研究儒學及其相關實踐和社會影響；
三是提升解釋力與實用性，在當代語境下檢驗儒家思想的解釋力，探究其在現代化、全球化背景下的適應性、效用和局限性，為解決現實社會問題（如經濟社會發展、社會治理、組織管理、倫理困境、文化認同等）提供基于證據的、可操作的方案或洞見；
四是實現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不是簡單地將儒學“塞進”社會科學的框框，而是尋求兩者的對話、融合與創新，既用社會科學激活儒家思想中的潛藏智慧，也用儒家思想豐富社會科學的視野和解釋框架（如對秩序、關系、倫理、集體價值的重視），正所謂“社會科學研究者一旦走進儒家思想領域，除了將自身的預設和價值輻射進儒家思想領域外，反過來，它自身也必然會在學術形態上深受儒家思想的重塑”；
五是推動社會科學的“本土化”，挑戰西方社會科學的主導話語，嘗試建立基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經驗的社會理論，為世界社會科學貢獻“中國視角”或“儒家視角”。特別是要破除韋伯基于歐洲中心視角提出的“儒家毫無邏輯創造”和列文森以二分法價值判斷立場出發認定的“儒家是傳統中國的象征與實質，當儒家從客觀上的意義變成了在主觀有意義時，即從普遍性的價值變成了一種特殊性的價值時，它已經結束了自身的使命，只具備歷史的意義”這兩種絕對主義說法。
在長時段和大視野下理解儒家思想在歷史與現實中的實際作用，那么“儒學社會科學化，實際上是一個傳統與現代、學術與現實多維交織的過程，是東方與西方的思想觀念交流與碰撞的過程，是儒學與社會科學在共同直面并為中國現實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時，互相成就的過程”。
非簡單包裝
儒學社會科學化不是簡單把儒學包裝成科學。有效地進行儒學社會科學化，需要學者在功力、見識和品格上的合成，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深度的跨學科合作，儒學學者與各領域社會科學家（以及可能的行為科學家、認知科學家）的有效對話和協同研究；“要有很強的風險洞察力、預見力，也就是要有草搖葉響知鹿過、松風一起知虎來、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能力”；嚴謹的方法論訓練，精通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并能靈活、創造性地將其應用于儒學議題；對兩者的“同情之理解”，既要精通儒家經典的文本和思想脈絡，又要深刻理解社會科學的理論基礎、方法論體系和邊界；批判性的反思精神，避免盲目信仰或簡單否定，保持開放、批判和反思的態度，不斷在實踐中檢驗、修正和發展相關的理論與方法。
這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但它無疑是儒學煥發新生機、深度參與構建現代中國乃至人類社會知識體系的一條重要途徑。其結果可能不再是純粹的“儒學”，也不是標準的“西方社會科學”，而是兩者交融激蕩所產生的、具有獨特解釋力和生命力的新知識形態。
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將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引入傳統儒學研究，將對儒學的思想史研究拓展為對儒家社會和儒家生活方式的研究，在社會科學視野下重新挖掘和闡釋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今社會發展之間的深層聯系。山東大學進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工程”就是推進儒家思想社會科學化闡釋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實踐的積極布局。
諸多挑戰
儒學社會科學化對于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自身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儒學社會科學化”這一過程本身也面臨諸多挑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價值負載與客觀性。儒學本身內含豐富的價值判斷和規范訴求。將其社會科學化時，如何在追求研究的“客觀性”“價值中立”與尊重其固有的價值關懷之間取得平衡？如何避免使研究淪為儒家意識形態的辯護，或僅進行淺表化的概念移植？
二是概念的復雜性與普適性。儒家概念內涵豐富、歷史演變復雜、情境依賴性強，將其精確操作化并保證跨情境可比較性存在巨大困難（如“仁”在不同語境下的具體含義）。
三是傳統與現代的張力。儒家思想產生于農耕文明，其核心假設（如等級秩序、家族本位）與現代社會的個體主義、平等、法治等主流價值觀存在沖突。社會科學化如何面對和處理這種根本張力？
四是“科學化”本身的限度。社會科學方法（尤其是實證量化方法）在捕捉儒家思想中關于人生意義、終極關懷、精神境界等深刻面向時存在局限。如果片面或者過度強調“數據化”可能導致儒學的精神內核被簡化或忽視。
總之，儒學社會科學化是儒學研究現代化轉型的一個重要和必要路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現實意義。它將突破傳統儒學研究方法的局限，為理解儒家文化的復雜性、其在歷史與現實中的實際運作及其與現代社會諸領域的互動，提供新的、富有啟發的視角、工具和空間。它使得儒家研究能夠更有效地參與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話，也更能回應現代社會變遷提出的實際問題。然而，這個過程并非簡單的“替換”，而是一種互補性的拓展。
成功的社會科學化的儒學研究，必然需要建立在扎實的文本理解和歷史洞察之上（仍需傳統人文方法的根基），同時對使用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保持反思性（意識到其可能的局限和預設）。它需要在實證分析與人文理解、經驗描述與價值關懷之間找到平衡點，最終目標是更豐富、更深刻、更具現實解釋力和建設性的儒學理解以及推動儒家思想在日常社會生活中的運用。
它不能取代儒學的哲學探討和價值弘揚，但可以為其提供堅實的經驗基礎和社會現實的檢驗，從更宏大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它為儒學研究和儒家思想更新拓展了廣闊的理論與實踐創新空間。
作者：察應坤，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編輯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