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秩序劇烈動蕩。諸子“著書言治亂之事”，圍繞國家如何治理，展開了激烈的學術爭鳴?！痘茨献?middot;要略》記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曾向孔子學習，但發現儒家厚葬勞民傷財，服喪太久耽誤民事，所以背棄“周道”而采用“夏政”。儒家強調“知天命”而墨家非命，儒家疏遠鬼神而墨家明鬼，儒家隆禮樂而墨家非禮樂。正是由于兩家觀點的尖銳對立，所以墨子撰寫《非儒》《非命》《非樂》等篇，猛烈抨擊儒家學說的不足之處。

  在孟子生活的時代，楊朱、墨翟之言流行、泛濫。孟子基于衛道的立場，奮起反擊?！睹献?middot;滕文公下》云：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孟子說楊朱“無君”，墨翟“無父”，他們的學說，實際是在教人當禽獸。墨子攻訐儒家，孟子斥責墨子、楊朱，戰國前期百家爭鳴，宛若水火而不能相容。“道術將為天下裂”，諸子思想分化態勢已非常明顯。

  戰國時期，諸侯國面臨救亡圖存的激烈競爭，吸引人才、選賢舉能，乃大勢所趨?！妒酚?middot;田敬仲完世家》記載：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稷下學宮始建于齊桓公田午時期，至齊宣王時，重金厚祿，廣招賢能之士多達千余人，可謂盛極一時。魏文侯曾經延攬李悝、吳起、樂羊、西門豹，禮遇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人數最多不過幾十人。而像稷下學宮這樣云集天下千余名學者，其宏大規模是比較罕見的。

  稷下學宮將儒家、道家、墨家、陰陽家等眾多學者會聚在一起，為他們提供了思想爭鳴與定期交流的學術平臺。孟子、荀子、淳于髡、鄒衍、慎到、尹文等眾多賢士皆游學于稷下，著書立說、講學授徒，稷下學宮遂成為百家爭鳴的主陣地。稷下學宮雖然由官方主導，但齊國統治者奉行“不治而議論”的方針，不用行政權力干預各家的學術主張。當時不同學派的學者在稷下“不任職而論國事”，暢所欲言、激烈交鋒，不同學派之間的界限被打破，加速了彼此之間的思想融合。稷下學宮在建言資政、培養人才等方面頗有建樹，而在諸子治國理論體系建構方面，其重要的貢獻是推動百家由分化走向融合。

  稷下學宮學派多元融合重要的理論成果，是黃老學派的產生?！妒酚?middot;孟子荀卿列傳》云：“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慎到、田駢、接予、環淵等人來自不同的地區，他們都崇尚黃老之學，各有著述。黃老學派采擷眾家之長，融匯儒、墨、名、法、陰陽諸家之說，其所以能形成特色鮮明的學派，與稷下學宮營造的多學派交融的氛圍密切相關。

  禮教與法治，是儒、法兩家最具標志性的理論特征?！豆茏?middot;權修》篇：“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后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管子》主張國君利民親民，以禮教化民眾，率先垂范，此近于儒家；以法令、刑罰約束百姓的行為，以賞賜激勵民眾，此近于法家?！豆茏印芬粫瑧怯绅⑾聦W者編纂而成。它既倡導禮教，也重視法治、道德、心術等內容，內容駁雜，實際是薈萃儒家、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學派思想而成的。

  荀子是從稷下學宮走出來的學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于齊……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荀子在稷下學宮講學，他學識淵博，曾經三次擔任祭酒。禮治缺乏強制力，荀子以法治作為禮治的后盾，提出了禮主刑輔、王霸互補的治國理論范式?？鬃又?，思孟學派強于內圣而疏于外王，荀子“儒法結合、禮法并用”治國理論模式的建構，彌補了思孟學派的不足，滿足了中央集權國家治理的需要。漢宣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西漢統治陽為儒，陰為法，實際是仿效荀子的王道與霸道相結合。荀子治國理論有效滿足了漢代大一統的政治需要，成為歷代帝制社會治國理政的理論指南。

  稷下學宮之后，諸子之間爭鳴、交流的頻率增加，百家的界限逐漸變得模糊，兼具兩家甚或多家思想的著述增多。例如，清華簡出土于南方楚地，其中亦存有不少諸子融合的篇目。簡本《邦家之政》記載：“如是，則視民必如腸矣，下贍其上如父母，上下相復也。”腸，代指腹心。國君愛護民眾如腹心，則民眾愛戴國君如父母。類似的內容見于《大戴禮記》，《主言》篇孔子曰：“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后令則從，施則行。”“父母”與“慈母”、“上下相復”與“上下相親”，密切對應，“腸”也與“腹心”義近。由此可知，《邦家之政》篇中當汲取了儒家的思想元素。

  清華簡《邦家之政》云：“宮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禮肥。”“肥”當從整理者讀為“菲”，意指簡樸。儒家隆禮儀，而簡文主張限制宮室的規模、器物的尺寸，禮儀簡樸，反對“樂繁而變”，這些都合于墨家“節用”“非樂”的主張。簡文作者倡導“喪薄而哀”，不同于儒家，而與墨家“節葬”的觀點明顯契合。因此可以說，清華簡《邦家之政》是以儒墨為主、兼采百家而成的文獻。

  諸子思想分化，會導致理論體系深化，但其適用的范圍會相對收窄。而國家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為滿足國家治理多方面的需求，融匯眾家、舍短取長，是戰國時期諸子治國理論建構的總體方向與趨勢。稷下學宮突出的學術特征有二：一是學術自由的精神。齊國統治者不以行政手段干涉諸子的學術主張，學者們可以各抒己見、自由辯難。二是以多元融合的方式推進理論創新。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陰陽家等諸家各有弊端，它們借助稷下學宮多元的理論資源，彌補自己學說的不足之處。自稷下學宮伊始，黃老道家、齊法家、陰陽五行家等富有創新精神的學派陸續形成。《管子》、《荀子》、清華簡《邦家之政》《治政之道（治邦之道）》皆采擷百家之學，學術融合逐漸匯聚為一股波濤洶涌的思想潮流。作為百家爭鳴的學術重鎮，稷下學宮的設置，有力地推動了諸子的思想交融與理論創新。

  綜上，天下如何治理自三代時期就已開始塑構，而西周表為君臣，內為血緣，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與禮樂制度緊密配合，成為王國治理的范式與樣板。諸子時代，是從王國治理走向帝國治理的重要轉型期。墨子攻訐儒家，孟子反擊墨子、楊朱，戰國前期思想分化已經成為百家治國理論建構的常態。但稷下學宮“反其道而行之”，它匯集學者千余人，使諸子能接觸到不同學派的理論資源，相互借鑒吸收、取長補短，為百家學術融合與理論創新提供了便利條件。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稷下學宮引領一時之風氣，黃老之學、《管子》、《荀子》、清華簡《邦家之政》《治政之道》等“融合型”的學派和著述紛紛出現，戰國時期的學風為之丕變。在這種意義上說，稷下學宮是諸子時代治國理論由分化走向融合的重要轉捩點。其所孕育的學派理論與創新精神，成為帝國治理不可或缺的寶貴財富。

作者：劉光勝，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