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和支柱，歷經傳承與創新，在古代及近現代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時代，儒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正為民族復興助力。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個完備的思想體系，其核心要義重視道德與秩序構建，強調個人與社會和諧統一。面對儒家文化中的爭議元素，需從歷史、人文價值、社會影響等維度分析加以揚棄繼承?，F代治國理政中的“投資于人”“定分止爭”等理念與儒家思想高度契合。面對儒家思想這個寶庫，我們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以儒家智慧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從而為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
關鍵詞：儒家思想；國家治理；修齊治平；定分止爭；現代價值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其中，儒家思想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貫穿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在國家治理方面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從古代政治制度的構建到現代社會治理理念的形成，都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與價值指引。在新時代背景下，深入探究儒家思想與國家治理的關系，對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有重要意義。
一、儒家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和支柱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生而為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我們有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我們要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漫長歷程，要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整體性、連續性。如果把中華文明看成一棵繁茂的參天大樹，儒家文化便是這棵大樹的主干。其根源可追溯至孔子之前數千年的華夏文明，深厚的歷史積淀為儒家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肥沃土壤。
孔子創立儒學并非偶然，而是對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傳承與創新。他尊崇堯舜之道，效法文武之制，贊賞周公“制禮作樂”的偉大功績。周公在西周初年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構建了完備的國家管理制度，奠定了中華禮樂文明的基礎?？鬃诱f：“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接續周公，在春秋末年禮崩樂壞的背景下，心懷國家治理的理想，明確主張“克己復禮為仁”，強調“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深刻揭示了禮與仁的內在聯系，指出禮不僅是外在的儀式和器物，更是內在道德修養的體現，為后世國家治理和社會秩序構建提供了重要思想源泉。
孔子說“仁者，人也”，短短四字，卻道盡了孔子儒家仁學的精髓。儒學將“學以成人”作為核心命題，聚焦于人本身，深入探究人性與價值。它明確指出，人并非孤立的個體，而是具有鮮明社會性的存在。這種社會性，要求人們超越自我中心，將個人置于社會的大背景下，思考自身的責任與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明德引領風尚”，孔子儒家追求“天下為公”，倡導“背私為公”，這絕非否定個人的合理訴求，而是呼吁人們培育公共意識與公德意識。在社會生活中，每個人都應主動承擔起對他人、對集體、對社會的責任，以無私奉獻的精神推動社會的和諧發展。從家庭到職場，從社區到國家，儒家強調人們要在不同的角色中踐行美德，以家庭美德維系親情，以職業道德彰顯擔當，以社會公德促進和諧，共同構建尊道德、崇道德、守道德的良好社會風尚。
儒家學說之所以能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不僅因其傳承了前人的歷史文化，更在于其歷經了數千年的歷史檢驗。孔子學說形成后，也經歷了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這一時期涌現出眾多思想流派，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獨特的思想觀點和理論體系，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內涵，為后世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多樣的思路。
西漢前期，如何治國理政成為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秦朝的速亡給西漢初年的統治者敲響了警鐘，他們迫切需要找到一種能夠挽救國家、維護社會穩定的思想學說。那時，叔孫通、陸賈、賈誼、司馬談等都對儒學進行反思，他們雖然角度不同、觀點各異，但都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思想文化的需求以及儒學在適應時代發展過程中的自我調整。這些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一統奠定了基礎。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各家進行了分析和評價，認為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指出儒家經典繁多，學習起來難度較大，在實際應用中可能因為過于注重煩瑣的禮儀和形式而難以抓住關鍵要點。但他肯定了儒家在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倫道德方面的作用，認為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他對儒家在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方面作用的認可，體現了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為正確認識儒家思想提供了較為客觀的視角。儒家的“大一統”觀念、“仁政”思想及道德倫理規范，契合了漢武帝時期維護大一統、促進社會穩定的政治需求，為西漢的長治久安提供了思想支撐。
不僅西漢在反思秦亡教訓探尋統一思想的道路上選擇了儒學，在儒、釋、道三教相互激蕩的宋代以后，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在繼承傳統儒家思想的基礎上應運而生。他們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有益成分，豐富和發展了儒家思想體系。理學強調“天理”的至高無上，將儒家道德倫理與宇宙本體相結合，使儒家思想更具思辨性和哲學深度。心學則突出“心”的本體地位，注重個體內心修養和道德自覺，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對古代社會的文化、教育和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幾千年來，儒學始終居于中華文化的主導地位。中國古代重視天道，主張效法天道，遵循天理，不能無法無天?？鬃诱f：“獲罪于天，無所禱矣。”中國人很早就把自己錨定在天、地之間。中國古代天文歷法比較發達，就是因為它是宇宙間最為永恒的東西?！妒酚?middot;天官書》說：“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系于斗。”人們認為陰陽、四時、五行、節度、諸紀都是由斗極來決定。斗極信仰是先秦及上古人的核心信仰，斗極體系通過投影的方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體成命?？鬃诱f：“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如果把《論語》第一篇看作全書的總括，孔子斯言作為《為政》第一章，很有意義。中國人重視為政，因為“為政”就是“為正”，政治的政，就是正確的正。中國人特別講究方向的正確，特別強調一個“正”?？鬃诱f：“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帥以正，孰能不正？”要求為政者要以自身的“正”引導天下的“正”。人們修身先正心，讀史讀正史，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和諧與和睦，就得益于這個“正”。
到了近代，西方列強的侵略使中國陷入危機，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的文化自信遭受重創。但是，儒家思想在堅守中尋求變革，“中體西用”就是強調中國傳統的主體性問題，強調儒家學說的價值?？涤袨?、梁啟超等人試圖將儒家思想與當時西方先進思想相結合，探索救亡圖存之路。如維新變法運動，借助儒家思想的權威推動社會變革，將西方政治理念與儒家“大同”思想相結合，雖運動失敗，卻彰顯了儒家思想在近代社會變革中的積極作用。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兩個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創新，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第二個結合”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為理論和實踐創新開辟了廣闊空間。傳承和弘揚儒家思想，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挖掘其精華并與現代社會需求相結合，為實現中國夢提供精神動力。同時，儒家的“民本”思想與當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相契合，“和諧” 理念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相呼應，在新時代將繼續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二、儒家思想中的國家治理學說內涵
儒家思想體系完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層層遞進，以“仁”為核心，重視道德與秩序構建，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塑造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當今時代仍具有重要的啟示與借鑒價值。
（一）儒家修、齊、治、平的思想體系
人類組成社會，就需要能使社會順利、正確前行的組織者、管理者和領導者，就要培養大批的精英來擔當和引領。所謂“大學”，就是大人之學，就是培養知是非、明榮辱、敢擔當、能引領、格局大的人，只有這樣，社會才能不偏離正確的方向，才能走向至善。《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源自《尚書·堯典》，與其中“克明俊德、親睦九族、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思想一脈相承，成為儒家一以貫之的治國思想體系。在孔子看來，治國如同駕車，關鍵在于駕馭人心，而駕馭人心就不能“棄轡而用策”[1]，揭示了國家治理與個人修養的緊密聯系。
修身是儒家思想的基石。在儒家看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要以修身為本。因為每一個人的成長起始于家庭，一個人生而為人子、為人弟，所以修身要從孝悌入手，《論語》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也說：“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2]儒家認為，孝悌是仁的根本，是道德的起點，是家庭和睦、社會穩定的基礎。
新出土的戰國竹書說“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3]，人能“率性就道”是一種境界。對成人而言，“我欲仁”非常重要，所以孔子希望士人君子能“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鬃訌娬{“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重在“克己”“敦于反己”。通過自我反省和反思，不斷提升道德修養，培養高尚品德和人格。社會要減少爭端，就必須加強人們的自身修養，加強明禮、正心的教育?？鬃拥睦硐胧怯?ldquo;自省”“自訟”而至“無訟”，而要實現這樣的理想，就必須通過“明理”“正心”而“息訟”。在現代社會，修身有助于培養公民的社會責任感、道德意識和自律能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構建和諧社會。
齊家建立在修身的基礎之上，強調家庭的和諧與穩定。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細胞，其和睦與否關系到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儒家大力倡導的“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等家庭倫理觀念，數千年來積淀形成的中國傳統的優秀家教文化，有助于營造溫馨和諧的家庭氛圍?！墩撜Z》說“父在，觀其志”，《三字經》有“養不教，父之過”之說，都說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現代社會，弘揚這些觀念，通過開展親子活動、傳承家族文化等方式，能促進家庭幸福，傳承優良家風。
由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其中有一個內在的邏輯關聯。《大學》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齊而后國治”。由家庭倫理到社會倫理、政治倫理的推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人只有“親親”，才能“不獨親其親”，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泛愛眾”，才能讓世界充滿愛。古人說：“人道之極，莫過愛敬。”[4]在家庭中培養愛敬之心，把它變成社會倫理、政治倫理，修、齊、治、平的理想才能實現。
治國和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的終極目標。當個人修養和家庭管理達到一定境界后，應將理想抱負拓展到國家和社會層面，所以曾子說“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要給父母、家庭、家族帶來榮耀，就要報效社會國家，這是最大的孝?？鬃又鲝埥y治者施行仁政，關愛百姓，以民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歷史上許多賢明君主虛心納諫，任用賢能，推行有利于民生的政策，成為后世典范。
（二）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與秩序構建
正如我們今天“全面依法治國”要與“尊道德、崇道德、守道德的社會風尚”相互適應、相一致一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與秩序構建，也特別重視法治的力量，強調“法”的作用。孔子政治思想的特征是“德主刑輔”?？鬃又鲝埖抡?，但也不排斥刑罰，認為“為政以德”是政治的根本，刑罰是德政的必要補充?？鬃雨P于這方面的論述比比皆是，如《孔叢子·刑論》記孔子與衛將軍文子談論魯國公父氏“聽獄”之事?？鬃诱f：“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對他十分贊賞。孔子又說：“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刑之設不獨為刑，更在于止刑，懲惡不是終極目的，勸善才是最高宗旨。
德政與刑政的關系也就像孔子所說的行政中“寬”與“猛”的關系，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孔子這一思想的歷史淵源，可見于他所整理的《尚書》的《大禹謨》中“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句子，《孔叢子·論書》中也記有孔子類似的話，即“五刑所以佐教也”?？鬃诱f：“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プ儯瑢е?，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5] 刑之用乃以德為前提，刑只適用于愚頑不化、不守法度的人。
以往，我們長期低估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深度。例如，《孔子家語·刑政》記孔子說：“疑獄則泛與眾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孔子斯言，“疑則赦之”與當代司法實踐中的“疑罪從無”原則相一致。疑罪從無是指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對于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它是現代法治國家在處理疑案時所普遍采用的一項司法原則。疑罪從無不僅是對被追訴者的權利保障，也是對每個可能涉及訴訟的公民權利的普遍保障，是法治社會人權不可缺少的一道保護屏障。疑罪從無是人格尊嚴需求在刑事訴訟中的體現，這是刑事司法中關注人權的一種審慎態度。《孔子家語·刑政》中的“疑則赦之”觀點，正體現了孔子政治管理思想的智慧。
孔子思想推尊周代“以六官總治”的管理體系，認為“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代的“六官”管理各有側重，即“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6]。但孔子更關注人本身，他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因此孔子學說以“仁”為核心，強調人與人之間應相互關愛、尊重和包容。“仁”是高尚的道德品質，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在國家治理中，儒家倡導統治者以仁愛之心治理國家，關心百姓疾苦，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對于孔子的思想，很多人甚至國外學者都有誤解，如黑格爾曾經這樣說：“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里面我們不能獲得什么特殊的東西。”[7]然而，孔子是在“禮壞樂崩”的背景下“接著周公說”的，強調重視社會秩序的規范和準則?？鬃诱f：“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單純依靠政令和刑罰治理國家，只能使百姓暫時避免犯罪，無法培養其道德意識；而以道德引導和禮義規范治理國家，能讓百姓自覺遵守社會秩序，且有羞恥之心。這正是解決“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的法治實施難題的關鍵。因此，在中國古代，形成了一套完備的道德規范和禮儀制度，如祭祀禮儀、社交禮儀等，蘊含著豐富的道德內涵，對維護社會秩序、傳承文化和塑造民族性格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儒家思想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塑造
一方面，在儒家思想中，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員，應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社會發展貢獻力量，同時在社會中不斷完善自我，實現自身價值。“修身”不僅是個人的自我提升，更是為了更好地服務社會。儒家的《大學》將“修身”放在首位，強調個人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修養方法，培養良好的品德和行為習慣。只有個人具備了高尚的道德品質，才能推己及人，影響和帶動身邊的人，進而實現家庭和睦、社會安定。例如，孔子倡導“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認為君子應廣泛學習文化知識，并以禮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通過不斷提升自身修養，為社會樹立道德榜樣。
另一方面，儒家也強調社會對個人的塑造，重視社會環境對個人成長的影響?？鬃诱f“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子認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由于后天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所受教育不同，才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因此，儒家強調通過良好的社會教育和道德規范來引導個人的成長和發展。例如，孟子提出“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主張通過學校教育來傳授道德知識和倫理規范，培養人們的道德情感和行為習慣，使個人能夠在社會中遵循道德準則，實現自我價值。同時，社會也應為個人的發展提供條件和機會，尊重個人的價值和尊嚴。儒家主張“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倡導社會選拔有才能和品德高尚的人擔任公職，為社會服務，同時營造一個誠信、和睦的社會環境，使個人能夠在其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
此外，儒家注重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強調個人在社會中的責任和義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個人應積極參與社會事務，關心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為社會的進步和繁榮貢獻自己的力量。例如，孔子一生周游列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道德觀念，希望能夠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以“仁”為核心，踐行“忠恕之道”，積極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為社會的和諧穩定而努力。
總之，儒家思想認為個人與社會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個人的道德修養和行為規范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而社會的良好環境和道德規范又有助于個人的成長和發展。同時，儒家倡導個人與社會之間建立一種和諧有序的關系。個人要以社會利益為重，將個人的利益和追求與社會的整體利益相結合。個人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以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修己安人”“達則兼濟天下”，在儒家思想激勵下，無數仁人志士胸懷天下，這都充分體現了儒家思想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積極塑造。
三、多維審視儒家思想中的爭議元素
認識儒家文化，需要我們懷有“溫情與敬意”，避免簡單武斷，透過形式洞察文化精神，以大歷史觀綜合參驗相關資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指導下，以新時代的高度解放思想。在當今社會，儒家文化中的二十四孝故事、男尊女卑觀念、跪拜禮儀以及綱紀觀念等引發諸多爭議，對這些文化元素，需從多個維度進行科學分析和精準把握。
從歷史維度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顯著的傳承性。以二十四孝故事為例，“賣身葬父”的董永、“扇枕溫衾”的黃香，他們的故事流傳至今，是傳承孝道的生動教材。即便如“郭巨埋兒”這般行為極端的故事，也蘊含著傳統孝道對價值排序的思考。雖然在現代社會，我們不能照搬這些具體行為，但應理解其背后對孝道的重視，通過現代方式踐行孝文化中尊敬長輩、關愛父母的核心內涵。再看綱紀觀念中的“三綱”，常被誤解為強調權力關系，實則它強調的是責任擔當，在歷史上對維護社會秩序起到一定作用。從現代視角審視，“三綱”的表述雖存在局限性，但我們可以挖掘其中責任擔當的積極意義，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而男尊女卑觀念源自《易傳》，本意并非輕視婦女，而是強調男女各自的內在修養有不同側重，在家庭和社會中應遵循各自的職責和修養準則。這一觀念在傳統社會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緊密相關，構建并維系了社會秩序。在現代社會，我們應摒棄其限制女性發展的部分，弘揚對男女內在修養的積極引導。跪拜禮儀，在歷史上的祭祀、師徒傳承等場合用于表達尊敬，在現代莊重傳統儀式中可作為文化符號保留，但在日常社交場合過分強調則與現代觀念相悖。
從人文價值層面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強調以人為本、飽含人文關懷，但在傳統觀念實踐中存在偏差。男尊女卑觀念忽視女性權利，部分二十四孝故事過度強調子女對父母的服從，忽略了子女權益。真正的人文關懷應是雙方相互理解與尊重。道德教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功能，在傳統社會，二十四孝、綱紀觀念等起到傳遞道德觀念，推動社會道德建設的作用。在現代社會，道德教化需與時俱進，結合現代價值觀對傳統道德觀念進行篩選和轉化，使其更好地適應時代發展。
從社會影響角度來看，傳統文化對社會秩序與和諧的作用具有復雜性。孝道文化雖有助于促進家庭和睦，為社會和諧奠定基礎，但其中男尊女卑、過度強調等級的跪拜禮儀、被誤解的“三綱”等，會對社會和諧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我們要摒棄不利于社會和諧的因素，弘揚積極內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包容性與創新性，對待爭議內容可采取融合創新的思路。例如，借助現代藝術形式重新演繹二十四孝，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改良跪拜禮儀，使其既能保留文化特色，又符合現代社交禮儀；對綱紀觀念進行創造性轉化，提取其中的積極元素，為現代社會治理提供有益借鑒。
四、結語
總之，儒家文化傳統為現代治國理政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如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投資于人”，與儒家重視人本身、關注人性與人的價值的思想高度契合，體現了國家對人發展的重視，致力于實現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還有當代法律話語體系中經常提到的“定分止爭”，在國家治理中也至關重要，它通過明確權利義務，減少社會矛盾和沖突，實現社會和諧有序發展。儒家倡導修行自身，通過個人修行、明確名分來減少紛爭，與“定分止爭” 理念相呼應?，F代治國理政中的公平與正義，以“老百姓”為“定盤星”，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與儒家以民為本的理念一脈相承。只有這樣，才能贏得人民擁護，實現國家長治久安。
無論“投資于人”還是“定分止爭”等理念，實際都傳承發展了儒家思想的精華并實現了與時俱進。在新時代，我們應深入挖掘和傳承儒家思想中的優秀部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其與現代社會相融合，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也為世界文化多樣性發展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注釋
[1][2][5][6]楊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語通解[M].濟南：齊魯書社，2013: 294,215, 355,297.
[3]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36-138.
[4]劉劭.人物志[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10-111.
[7][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M].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30.
作者：楊朝明，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