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思想系統，心學不僅屬于過去的時代，而且具有現在的意義。按其內容，心學既屬于中國，也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具有世界的意義。具體而言，在思想層面，心學內含多方面的價值觀念。從“良知”到“心即理”，從“萬物一體”到“知行合一”，心學的相關思想既體現了獨特的哲學進路，也展現了其價值取向。心學的以上看法與儒家價值傳統前后相承，同時具有深廣的內涵。
心學以良知為其核心的觀念之一。在價值觀的意義上，良知內在地包含人性關切或仁道關懷，這種價值取向不同于把人視為物或工具。從總的方面來說，良知是一種具有正面意義的價值意識，側重于把人和物、人和工具區分開來。作為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基本原則，良知既包含對人的精神層面的尊重，也涉及物質層面的關切。
由此進一步引申，心學要求將每個社會成員看作是目的。具體到價值層面，這種要求的內涵表現為肯定人人都應當享有良好的物質境遇。歷史地看，儒家傳統的仁道觀念也以每一個人都是目的為題中之義，并要求對所有社會成員加以普遍的關切，“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傳習錄中》）。從精神層面來說，以仁道為主導的傳統價值觀念趨向于確認每個人都是目的，因而人人都既應該得到關切，也應當獲得人之為人的尊嚴。心學無疑承繼了儒學的這一傳統。
良知觀念的另一含義，在于注重倫理自覺，克服道德的自發性與道德的麻木。按王陽明的理解，盡管人人都有先天良知，但這種先天之知一開始并未處于明覺狀態，所謂“雖曰知之，猶不知也”（《大學問》）。在良知雖有而若無的背景下，人的行為雖然也可能合乎普遍的規范，但這種符合，常常具有自發、盲目的特點。同時，當人對良知尚未達到明覺之時，每每既對個體所應承擔的道德義務和道德責任缺乏自覺意識，更談不上在這方面身體力行了。從現代的價值取向看，以上現象具有道德麻木的特點。王陽明所說的“致良知”，首先意味著通過人自身的工夫展開過程，達到對已有良知的明覺，由此，一方面超越道德上的自發性，另一方面克服道德上的麻木狀態。對道德自發與道德麻木的抑制，既體現了良知說的道德取向，也從一個具體的方面展現了心學的價值引導意義。
心學的重要觀念同時體現于“心即理”的命題。從形式層面來說，“心即理”的含義之一是個體意識和普遍規范或普遍原則之間的統一。這里的“心”首先表現為個體的意識，“理”則是內在于心的普遍原理和規范；“心即理”意味著兩者并不是彼此對峙的，而是呈現相互統一的關系。這種統一背后的價值意義，也就是對個體權利與群體責任的雙重肯定：個體意識可以引申為對個體權利的確認，普遍規范則最后落實于對群體的價值關切或者群體責任之上。王陽明所注重的個體之心，構成了其哲學理論的重要方面。對王陽明來說，心學的個體之維首先表現為個體的自覺意識；這是個體進行道德選擇的依據，也是個體進行道德評價的準則：個體既依據內在的自覺意識選擇相關道德行為，也按照其內在意識進行道德評價。在王陽明看來，“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傳習錄下》），以良知為自家的準則，意味著肯定個體的道德意識對道德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
不過，王陽明又一再強調，心體并不僅限于個體：它雖然內在于每一主體，因而帶有個體的形式，但同時又與道（理）為一，從而具有普遍的內容，“此心同，此理同”（《答甘泉》）。與心相關的理，在寬泛意義上包含普遍的責任意識和義務意識，后者進一步體現于對他人、群體的普遍關切之中。王陽明一再要求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從而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其中的內在要求便是以包含理的心體為個體行動的依據，肯定個體應當對他人和群體承擔起應盡的責任，并由此建立普遍的道德關聯，使整個社會呈現和諧有序的形態。在這里，個體對社會、群體和他人的普遍責任和義務，同時得到了具體的展現。
社會的和諧、共同的發展既需要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加以調解和規范，也需要對個體權利加以約束。這里需要對權力和權利作一個區分。人類既需要對政治權力加以制約，也應對個體權利加以約束，兩者宜兼顧，不可偏廢。權利主要體現個體的利益和個體需求，相形之下，心學的良知觀念則包含了仁道的關切，這與僅僅關注個體利益的權利意識有所不同，其中內在地包含對單純追求個體權利加以防范的要求。從良知出發，便應當在維護權利和約束權利之間建立起平衡關系。也就是說，一方面，個體的合法權利應當維護，另一方面，個體權利又不能過度地擴張和膨脹。質言之，既不能單純追求個體的權利，也不宜完全無視個體的正當權利；通過兼顧二者而避免走向極端或失控，這無疑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進路。
對個體權利的約束，意味著普遍地關切人的生活，而非限定于某一特定個體。關心一般人的生活狀況，則包含了物質層面的關切。作為15世紀的哲學家，王陽明的思想及價值取向無疑有歷史的限定，然而，“心即理”所包含的群體關切和關懷，又顯然不同于單純注重個體權利的價值取向，其內在的指向在于人類生活狀況的普遍改善。從注重個體利益的權利觀念到關注群體價值，包含著歷史的演化，“心即理”所滲入的群體意識，從一個方面為避免單向地突出個體權利提供了內在的哲學依據。
以心為體所隱含的意義關切與良知所內含的責任承諾相結合，進一步引向萬物一體的觀念。歷史地看，傳統的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等思想，已包含對人類共同體的關注，后來張載的“民胞物與”觀念，更具體地體現了天下意識。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說基于前人思想并作了進一步闡發，其“萬物一體”特別強調“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傳習錄中》）。“無人己”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個體與他人的關聯；“無物我”意味著人和外部世界或對象世界的和諧并存。
對王陽明而言，個體之間的利害計較，與一體之仁、萬物一體，表現為兩種相互對立的狀況。利害相攻、利益追求，體現的是僅僅把個體利益作為主要的關注之點，其結果則是人與人之間沖突，甚至骨肉之間相殘。與之相對，“萬物一體”以“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大學問》）為價值原則。在利益計較與一體之仁的分別中，仁道原則顯然處于優先的地位。
心學所表達的“萬物一體”觀念與西方思想傳統有著明顯的差異?；浇逃绊懴碌奈鞣剿枷胨坪鹾茈y接受“萬物一體”的思想，因為它與基督教的教義難以協調。在西方的基督教看來，上帝作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不可能與萬物融為一體。可以看到，溝通個體與整體的“萬物一體”觀念，與基督教影響下的西方思想有著明顯的差異。
以“心”為體所隱含的意義關切、“良知”所內含的責任意識、“萬物一體”所涉及的天下情懷，同時面臨具體落實的問題。在王陽明的心學中，這一問題與“知”和“行”的關系相涉。眾所周知，“知行合一”是王陽明對知行關系的總體概括。“知行合一”的具體內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在動態之維，它意味著先天的“良知”通過“行”的過程，逐漸達到比較自覺的意識。“知行合一”同時涉及“知”和“行”之間的互動，“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傳習錄上》）。在這一意義上，一方面，“行”要由“知”加以引導以取得自覺形態：沒有知的引導，行往往無法擺脫自發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知必須落實于行：知而不行就等于未知，真正的知需要通過落實于行而得到體現。如何超越簡單的旁觀而參與建構過程，則是其中關鍵性的前提。
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主張，強調通過自身的踐行和努力，才可能實現價值的理想，并肯定單純的旁觀很難真正地達到以上境界。從這方面說，心學對如何達到理想的價值之境，同樣具有內在的啟示意義。
目前，涉及陽明心學的書籍正不斷推出。比如，貴州大學哲學學院龔曉康教授主編的《陽明心學導論》，涉及心學的各個方面，既有通俗、大眾的形式，又注重心學的內在精神。這些書籍的出版，對人們準確把握心學內涵、從一個方面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形成積極影響，相信具有推動作用。
作者：楊國榮，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哲學系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