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亦稱圣府，其空間范疇與群體構成存在狹義、廣義之別。狹義語境中，孔府專指位于山東曲阜的孔子大宗府第，其建造規制沿用中國傳統的前堂后寢制度，是“衙宅合一”的典型建筑，與孔廟、孔林并稱“三孔”。其間人物，除孔氏嫡裔及眷屬外，還包括典籍、司樂、掌書、知印、隨朝伴官等屬官，以及承擔府內各項雜役的傭仆群體。廣義視域下，孔府外延更為宏闊，不僅涵蓋“三孔”“十二府”，宋金元時期分布在曲阜、開封、衢州三地的衍圣公府，明清民國時期北京的衍圣公府，更囊括山東境內星羅棋布的屯、廠、官莊，以及冀、豫、蘇、皖四省孔府祭田所在區域；其統轄群體，既涉及經欽撥、招募、投充等渠道納入的廟戶、佃戶與應差供職者，亦包括散居四海的孔氏族人，地廣人眾，蔚為大觀。本文所述孔府，系廣義范疇之指涉。
孔府主人，乃孔子嫡系后裔。自漢迄民國，歷代統治者崇儒尊孔，對孔氏后裔“恩渥備加”“代增隆重”，終成世襲罔替的“天下第一家”?？赘?ldquo;同天并老”之姿，超然于統治階層的政治風云之外，不隨王朝更迭而興衰。誠如康熙年間山東巡撫劉芳躅所嘆：“夫帝王之姓有時而易，定鼎之區有時而改，獨孔子之闕里則與天地而長存。”（劉芳躅：《〈闕里廣志〉序》，載宋際、宋慶長：《闕里廣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80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228頁）這一獨特性，賦予了孔府研究厚重的歷史價值與深遠的現實意義。
孔府的研究價值
孔府文獻以其內容形態多元、文化積淀豐厚、歷史傳承悠久，加之孔府在制度化儒家結構中的獨特性，更因圣裔血脈衍生的文化象征資本，共同鑄就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獨特的研究價值，是一個極為廣闊的研究領域。最為關鍵者，主要體現在四個層面。
家族傳承與宗法制度研究的獨特樣本。中國古代整個社會結構以“家”為中心，如果從連續性來講，孔氏家族綿延兩千余載，譜系傳承井然，超過任何一姓皇家，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家”。然而相關研究卻甚少，這一現象與其歷史重要性形成鮮明反差。自公元前195年西漢高祖封孔子九代孫孔騰“奉祀君”始，經1055年宋仁宗封四十六代孫孔宗愿為首任“衍圣公”，再至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改封七十七代孫孔德成為“大成至圣先師奉祀官”，其嫡裔封號或爵位或官職傳承清晰有序。在家族內部，依托宗法制度，形成了嚴密的宗族組織與管理機構。其宗族體系的完整性和宗法制度的延續性，為研究中國古代家族制度、血緣紐帶維系機制、家族家風文化傳承模式等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樣本，生動展現了家族樣態在歷史中的傳承與演變。
帝制中國與民國時期政治制度研究的典型范例。孔府作為“家族—官僚混合制”的典型，以血緣與“師—弟”關系為紐帶，成為“圣裔群體”核心，而這一群體又關乎傳統社會中士林階層的穩定。職是之故，歷代政權通過恩授爵位官職、欽撥土地佃戶、頒賜禮器典籍、優免賦稅差徭等方式加以厚待，既彰顯尊孔崇儒之意，又借助其“道統象征”鞏固統治、推行儒家治國理念，折射出傳統中國道統與治統的復雜交織。而孔府檔案中留存的大量官私文書，生動展現了明清以來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政權與族權博弈互動、尊孔與反儒思潮交鋒的制度生態，對研究傳統王朝時代與近代轉型期的央地關系、文治策略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明清以降中國貴族地主經濟研究的關鍵窗口。孔府作為中國歷史上存續最久的貴族地主莊園，其經濟運作蘊含獨特研究價值。鼎盛時期，孔府土地達百萬畝、佃戶逾萬家，地域橫跨五省二十余州縣，現存超十萬件土地買賣契約、租佃票據和收支賬簿等原始檔案，翔實記錄了土地交易價格、租額標準、經營細節及物產流通網絡，為剖析明清至民國的地權分配、租佃制度演變及農業經濟變遷提供了鮮活數據。其“官紳地主”的雙重屬性更具特殊性——檔案中既留存國家賦稅政策在基層的實踐印記，也揭示土地兼并機制與基層市場網絡的互動邏輯；而近代祭田制度衰落、屯集瓦解等相關文書，更展現了傳統貴族經濟在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的調適與轉型。這些資料不僅是解讀貴族地主經濟形態的“活標本”，更有望重構北方區域經濟史的解釋框架，成為觀察中國傳統經濟與社會轉型的關鍵窗口。
中華典章禮制的實物標本。端賴“圣門”地位，曲阜三孔、衢州孔氏南宗家廟、孔府書院、朝廷誥敕、御筆匾額、御賜詩書、圣旨盒、孔廟祭器、孔林墓碑、孔府檔案、孔氏家譜、孔氏刻書、孔府舊藏衣冠服飾、孔府家具、孔府餐具、孔府嫁奩、孔府印章等一大批可以觸摸的“實物”得以保存下來。從這些實物出發，不僅可以窺見孔氏家族在當時的顯赫地位，更能為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禮制、文化、藝術及社會生活提供珍貴的一手資料。例如，明清誥敕與民國委任狀可揭示中央與地方權力互動，祭器、服飾與衍圣公墓是承載禮樂制度的物質載體，御筆匾額和碑刻反映了帝王尊儒的政治策略，而家具、餐具、嫁奩等生活器物則展現出明清民國時期社會的審美與工藝水平。它們不僅是儒家文化觀念的物質表達，也是開展跨學科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對重構中華文明的歷史細節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意義。
孔府的文獻系統
孔府文獻系統是一個多元化、綜合性的體系，至少涵蓋十一大類目。其中，孔府檔案、孔氏族譜和孔府碑刻構成核心文獻群，是解讀孔府歷史密碼的關鍵文本。這些文獻與其他資料共同構建了層次分明、互為印證的學術研究網絡。
孔府檔案作為現存最完整的“家族—官僚混合型”檔案文獻，其主體珍藏于山東曲阜孔子博物館，時間橫跨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至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計415年，覆蓋三個歷史階段。它具有四大特征：一是規模龐大。據不完全統計，現存檔案共9027卷（明68卷、清6538卷、民國2421卷），計約25萬件，另有散檔約5萬件/套，數量居現存家族檔案之首。二是內容完備。系統收錄了政治（如襲封文書、奏折）、經濟（如祭田契約、租稅簿冊）、司法（訟案卷宗）、文化（如圣裔教育、祀典儀規）等關鍵領域的文獻，多維度呈現了衍圣公作為特殊貴族群體的運作機制與治理邏輯。三是地域覆蓋廣闊。突破一般州縣檔案的地域局限，近及魯、冀、豫、蘇、皖五省，遠涉廣東、江西、四川等地區，形成跨區域的文獻網絡。四是文書類型獨特。檔案兼具家族性與官衙性雙重特征，既包含祭田管理、族務處理等私家文書，又保存了大量孔府同中央六部、地方官府之間的往來公文，形成“官私同構”的特殊檔案體系，尤以衍圣公府與曲阜縣衙的“府縣同城”檔案最具特色。除孔子博物館藏主體檔案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等機構亦藏有相關檔案，與孔子博物館藏孔府檔案共同構成完整的孔府檔案體系，為研究明清至民國歷史圖景提供了珍貴的原始文獻。
孔氏族譜不僅是記錄孔氏家族世系、人物和事跡的載體，更是其族人身份認同的重要憑證?？资霞易寰d延千年，家譜纂修功不可沒。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翰撰《闕里世系》，開孔氏合嫡庶而修譜之先河。此后，宋之孔端朝、孔應得，金之孔元措，元之孔淑、孔濤等族人賡續修譜事業，《孔氏族譜》《闕里譜系》等多部典籍相繼問世，勾勒出家族傳承脈絡。明清時期，孔氏族譜編撰步入體系化、組織化新階段。其歷時之久、譜系之明、規模之大，號稱“天下第一譜”。現存孔氏家譜主要有曲阜孔氏大宗主導合修大譜及流寓各地族人所修支譜：孔氏大譜包括明代天啟年間，清代康熙、乾隆年間及民國時期所修，共4部；孔氏支譜，含草譜在內，數量則逾725部，其中清代至少595部。這些見證孔氏家族歷史、承載孔氏血脈記憶的家譜，散布于全球各地。其中孔子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各省市圖書館等公藏機構珍藏尤多，美國猶他家譜學會亦不乏稀世孤本。此外，還有家譜數據庫、拍賣網站收錄的電子宗譜，以及私人秘藏家譜等。這些數量豐富且珍貴的遺存，共同構建起龐大而多元的孔氏族譜體系，是研究孔氏宗族乃至中國宗族社會不可多得的文本資料。
孔府碑刻以曲阜為核心，構成獨具特色的“石頭上的儒家文獻”體系。作為“天下漢碑半濟寧”的文化重鎮，曲阜現存歷代碑刻近萬通，跨越西漢至民國，完整展現兩千余年書法藝術與歷史變遷。這些碑刻以孔廟、孔府、孔林為中心，輻射少昊陵、周公廟、梁公林、尼山書院等文化遺址，甚至田間地頭，形成星羅棋布的文化景觀。其類型涵蓋墓碑、記事碑、祭祀碑、拜謁碑、墓表碑、題記碑、題名碑、御制碑、賦詩碑、銘記碑、宗譜碑、圖碑等20余種，既包括帝王敕諭、文人題詠，也記錄家族祭祀、地方治理等內容。數量龐大、種類繁多的碑刻集群，不僅是書法藝術演變的實證，更是研究儒家思想與政治互動、孔府特權與皇權關系的重要史料，為解讀中國傳統社會的權力結構與文化傳承提供獨特視角。
此外，孔子家族史志、后裔詩文集、衣冠服飾、祭器實物，以及方志、實錄、正史、晚清民國報刊等八類資料，從物質文化、官方敘事、時代語境等多元維度，與三大核心文獻群形成多重互釋關系。它們或記錄家族內部生活細節，或反映外部交往、社會歷史進程，共同構建起全景式研究框架，為揭示孔府在中國歷史中的特殊地位、解析儒家文化的傳承機制，提供多層次、立體化的學術支撐。
孔府文獻利用現狀、存在困境與應對
如上所述，孔府文獻作為承載儒家文化與歷史脈絡的珍貴史料，其學術價值與文化意義不可估量。然而，在當代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的實踐中，孔府文獻的有效利用仍面臨多重困境。
文獻家底尚未全面厘清。孔府文獻總體藏量的統計工作仍處于不完備狀態，系統性梳理亟須推進。就孔府檔案而言，管理部門雖已公開其卷數信息，但卷內件數長期處于未公開狀態，導致檔案實際規模難以精確界定。在其他文獻類別方面，問題更為突出：孔府碑刻的數量與空間分布缺乏全國統計，致使其文化脈絡梳理存在缺環；流散于全球的孔氏家譜，其數量規模與保存現狀尚無確切數據，嚴重制約家族譜系研究的完整性；而歷代政權賜予孔府的祭器、圖書等文物，其總量與現存情況亦缺乏權威記錄，難以構建全面的文化遺產數據庫，如此等等。這種家底不清的現狀，已成為孔府文獻深度研究與整體開發的基礎性障礙。
文獻整理與出版體系尚不完備。當前孔府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工作雖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系統性、完整性與質量把控方面仍存在明顯不足。在檔案匯編領域，《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孔府檔案選編》《孔子博物館藏孔府檔案匯編（明代卷）》《孔子博物館藏孔府檔案匯編（衢州孔氏卷）》等多部成果相繼問世，初步搭建起孔府檔案研究的基礎文獻框架，但這些出版物僅占孔府檔案的極小部分；碑刻文獻與闕里史志方面，已出版《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孔尚任新闕里志校注》《闕里文獻考》《東家雜記》《孔氏南宗史料》《幸魯盛典》等多部整理成果。但相較于研究需求，現有成果數量仍顯不足，在體例統一與點校質量提升等方面，仍有較大完善空間。此外，部分文獻雖被納入《山東文獻集成》《孔子文化大全》《曲阜師范大學圖書館藏孔子故里儒門文獻匯編》《孔氏南宗文獻叢書》《儒藏》《齊魯文庫》等大型影印叢書，但收錄方式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文獻的內在關聯，難以充分釋放孔府文獻的學術價值與文化效能。
文獻開放程度有待提升。公藏機構所藏孔府文獻的開放進程長期受多重因素影響，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學術研究深度與文化價值傳播。以孔府檔案為例，學界與相關機構多年來持續推進整理工作，但受文物保護特殊要求、檔案修復工作量大及數字化技術局限等客觀條件制約，目前研究者暫無法獲取完整文獻資源。這種狀態不僅限制了學術研究的創新突破，也使得孔府文獻難以充分發揮其在文化傳承、社會教育等領域的重要作用。
基于此，為激活文物、遺產與古籍的文化生命力，推動孔府文獻“活起來”，需凝聚共識、整合資源，重點推進以下方面工作：開展系統性文獻普查，夯實研究根基。全面梳理孔府文獻資源，精準統計孔府檔案卷件數量，厘清孔子博物館館外所藏檔案分布，系統考證孔府碑刻年代、內容及存藏信息，掌握全球孔氏族譜保存狀況，核查孔府文物歷史源流，梳理孔子家族史志版本脈絡。通過細致普查，構建完整的孔府文獻資源體系。實施分類整理工程，傳承文獻本真。以“應印盡印”為原則，以影印方式完整再現孔府檔案等文獻的原始風貌；聚焦孤本、珍本、善本及主題文獻，運用嚴謹的?？?、標點與注釋方法，形成規范、權威的整理文本，為學術研究提供堅實的文獻支撐。打造高端學術平臺，深化理論創新。依托重點研究機構，組建多學科交叉的專業研究團隊，以孔府文獻為核心，開展重大歷史命題的跨學科研究。推出彰顯儒學特色、具有中國學術氣派的精品力作，提煉本土原創的標識性概念，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提供理論支撐與智力保障。構建數字化研究體系，賦能文獻活化。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建設孔府文獻大型數據庫。一方面，深入挖掘文獻特性，構建多維檢索系統，實現精準高效的文獻查詢；另一方面，引入“數字人文”理念，推動學術界、檔案界與科技界協同創新，搭建資源共享的大數據與云服務平臺，促進孔府文獻研究的數字化轉型與深度應用。
作者：吳佩林，系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古典學系特聘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專項課題重大項目“孔氏族譜的收集、整理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