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畏于匡”兩見于《論語》：“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子畏于匡，顏淵后。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學界對“子畏于匡”的解釋，更多地集中于辨析“畏”的含義，但是對匡在于何地，尚未有定論；對“子畏于匡”的人文意義，亦少言及。本文結合《論語》《史記·孔子世家》和《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等經典，從文本的歷史邏輯和地理脈絡等方面，試申說之。
何為匡？兩千年聚訟紛紜
最早對“子畏于匡”進行地理界定的是莊子：“孔子游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莊子·秋水》）延續到西漢末年，劉向也是直接確認“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說苑·雜言》）。但是，早期對“子畏于匡”的地理定位，影響最大的卻是《史記·孔子世家》，因為司馬遷的描述最詳細：“將適陳，過匡，顏刻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后，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寧武子臣于衛，然后得去。去即過蒲。月余，反乎衛。”司馬遷的寫作，往往留有很大的解釋空間，這里司馬遷并沒有明確說，匡為衛邑，但是“孔子使從者為寧武子臣于衛，然后得去”，這句話引導了其后學者的注解。尤其是，郭象在《莊子集解》中，大膽地進行了誘導性引注，可以說直接修改了《莊子》的原文：在“孔子游于匡，宋人圍之”文下，引司馬彪注“宋當作衛。匡，衛邑也”。此后，圍繞《史記·孔子世家》和《論語》“子畏于匡”的解釋大體被宋地說和衛地說平分，或者兩說并存。
唐代張守節在《史記正義》指出：“故匡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里。”而同時代的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卻說：“匡，宋邑也。”宋代對匡的考證，比較有代表性的《太平寰宇記》一書，則是宋地和衛地兩說并存。清代學者，以閻若璩和顧棟高為代表，力主衛地長垣說；而作為清代《論語》注解集大成者的劉寶楠，則認為毛奇齡《四書賸言》“甚近理”，傾向于匡為鄭邑。他試圖貫通杜注和《一統志》，將匡界定在新汲東北和扶溝西。同時，劉寶楠又特別強調《孔子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于寧武子，然后得去，此傳聞之誤”。因為寧氏在獻公世已滅。崔述在《洙泗考信錄》中亦持相同結論。
現代學界對“子畏于匡”的界定，大體沒有超出清代學者的解釋視野。唯可注意者為錢穆的觀點，略為相異。錢穆在《孔子傳》中，首先否定了崔述的一個假設：畏匡與過宋似為一事（《洙泗考信錄·卷三》），錢穆認為此乃“無據臆測，今不從”。進而，錢穆自己給出的結論比崔述的還要激進，他認為“畏于匡即是過蒲”。（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不僅全面否定了司馬遷對孔子去衛、適陳，過匡、過蒲的論述，更是把漢代、宋代和清代關于“子畏于匡”的主要解釋從根本上推翻了。不過，錢穆這個觀點比他否定的崔述之假設更為大膽，推斷過于跳躍，故本文暫不作為辨析對象。
“子畏于匡”的文本與地理考
“子畏于匡”究竟是衛地之匡，還是宋地之匡？我們首先可以通過與孔子時代有交疊的《左傳》的記載來回溯，看是否有明確的線索。
匡作為地名，在《左傳》中，主要出現在以下幾處：
1、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左傳·僖公十五年》）
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不過，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有進一步辨析：“長垣之匡，去徐甚遠?？己幽项≈菸魅镉锌锍瞧涞貙偎?，次師或當在此。”
2、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左傳·文公元年》）
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
3、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左傳·文公八年》）
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
4、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左傳·文公十一年》）
杜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
5、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左傳·定公六年》）
杜注：“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
根據《左傳》的記載和杜預注解，匡有三地，分別為衛地長垣、鄭地新汲（扶溝）和宋地襄邑（睢州）。結合楊伯峻先生編的《春秋左傳詞典》，可以看出，在春秋時代，匡作為重要的歷史地名，主要指兩地：宋地（襄邑）匡，處于北方霸主齊國或晉國與南方霸主楚國爭霸的前沿，宋地匡之北為宋、鄭；之南為陳、徐。所以，北方諸侯霸主常相會于匡，謀楚。衛地匡，有時也被稱為鄭地匡，因為此地位于鄭、衛交界，也是兩國經常爭奪的地方，晉國則處于調停和仲裁的霸主地位。相對而言，長垣之匡離衛都更近一些，其歸屬反映的是北方諸侯內部的矛盾。
根據宋地襄邑匡和衛地長垣匡在春秋南北爭霸中的位置不同，我們可以簡稱襄邑匡為“南匡”，長垣匡為“北匡”。從地理上測算，從衛都到蒲距離六十公里左右，蒲到北匡六七公里，蒲到儀五十公里左右，儀到南匡五十公里左右；衛都到北匡預估六十六公里，到南匡預估一百六十公里。再根據上文的分析，陽虎暴匡之事，求之衛、宋，皆無可考，故于《史記·孔子世家》暫存，但是“使從者為寧武子臣于衛”，上文提及此點明確屬于史實之誤入，故刪去。得到《孔子世家》文本順序如下：“將適陳，過匡，……匡人于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顏淵后……然后得去。去即過蒲。月余，反乎衛。”這里明顯有一個文本呈現的內在脈絡，即：將適陳，過匡，匡人圍之，顏淵后入匡，匡圍五日而解，離匡，過蒲，返衛，整個過程一個月有余。那么，我們結合文本脈絡和地理位置分別帶入北匡和南匡，比較衛地匡還是宋地匡更符合邏輯。
衛地長垣（北匡）說首先要解釋的是將適陳是什么意思？根據《說文解字》“適”釋為“之”，如果匡屬于衛地，那就是將要出發到陳國去，所以將適陳，可以根據語境解釋為剛出發去往陳國的階段?？锶瞬徽J識孔子誤以為陽虎，所以圍困之，顏淵掉隊后再來匡會合，圍困五日，發現不是陽虎遂放行?？鬃訋熗揭恍?，去匡過蒲，先后歷經月余返回衛都。很明顯，衛地（北匡）說存在不少邏輯漏洞。其一，如果匡在衛地，那么孔子居衛十月，訪賢人，子貢也是在這個階段拜入孔子門下的，那么作為衛地的匡人，不可能不知道這是與衛國賢人相往來的孔子。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與匡相距六七公里的蒲人在阻止孔子返衛時，對孔子身份認知就非常清楚。退一步而言，同在衛國境內，即使匡人不知道孔子的身份，那么也不至于五天才弄清楚孔子非陽虎。其二，如果匡在衛地，那么孔子師徒屬于離開陳國剛出發不久的狀態，“顏淵后”這一點殊為難解。因為剛出發的隊伍，很難一開始就有成員掉隊走散。其三，如果匡在衛地，那么孔子一行去匡過蒲，月余返衛，從地理位置上看更是說不通的?？镌谄涯?，陳在衛的偏東南，也是在衛地蒲和匡的南方，那么適衛，不可能先過匡再過蒲，否則就是“今日適越而昔來”的悖論，而不僅僅是南轅北轍的問題。不過，此處即使按照去匡即折返衛都來解釋，也很難講清楚。因為根據上文預估，從衛都到匡六十多公里，按照春秋時一日三十里行程，考慮到孔子師徒出游，帶有典籍，可以按照一日二十里行程預估，那么除去被圍于匡五日，衛都到匡往返的路程大概也就在十余日，應該是二十日左右返衛，和月余的時間相差不少。
再來看，如果匡是宋地（南匡說），是否還存在上述悖論和邏輯問題。南匡位于宋鄭邊界靠東，大致相當于泓水的上游。從南匡無論是直接南下去陳國遷都后的宛丘（今河南淮陽），還是去陳國的舊都株野（今河南柘城，泓水之戰發生在附近）都是很方便的。首先要解釋的還是“將適陳”是什么意思？因為南匡屬于宋地，是接近陳國，所以將適陳，可以根據語境解釋為將要到達陳國的階段。接下來看，幾個關鍵節點是否能解釋清楚。其一，匡人誤認孔子為陽虎，圍五日。南匡屬宋，匡人當不知孔子居于衛訪賢人；但又不十分確定其是否為陽虎，所以僅僅是圍困之，并沒有進一步的攻擊行動。五日之圍弄清楚孔子非陽虎，解圍放行。這一點邏輯上是說得通的。其二，顏淵后，則正因為宋、衛兩國，衛都和南匡距離遠，從衛都到南匡大概有半個月左右的路程，其間顏淵如果落在后面再趕上來會合，是有可能的，也是比較正常的。其三，根據《漢書·地理志》的注解“夫子由城東南角空而出”，走的應該是泓水上游古道?？鬃雍偷茏咏洿?ldquo;匡”圍，可能并沒有馬上去陳國，而是選擇了返回衛國。所以，才有過蒲，月余返衛之說。從衛都出發，到“匡”，半個月左右，加上“匡”圍五日，以及過蒲返衛的回程，大概有三十七八天的時間，恰好稱之為“月余”。《孔子世家》之所以特別點出蒲，估計是因為蒲地恰是孔子去衛、返衛的必經之地，所以后文又有“蒲之難”。而匡則不一定是孔子每次適陳的必經之路。例如，哀公年初，孔子師徒由衛至曹，再至宋，再至鄭，進而由鄭南下到衛，這個路線就沒有過匡。
“子畏于匡”的人文意義
對“子畏于匡”的考論，理清其周游路線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孔子于周游途中，所展示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的從容，乃至孔子自身以及時代期許下逐漸形成的文化托命觀。在“子畏于匡”的過程中，孔子的文化托命觀體現得最為明顯。其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說明孔子很自覺地堅信斯文在茲，即道在茲，自己身負華夏文化傳承之天命，匡人之圍是不能違天害己的。孔子展示的這種從容，自“畏于匡”開始，幾乎貫穿于削跡于衛、伐樹于宋、厄于陳蔡等周游列國的各種困境之中。
如果說莊子之逍遙游為游于方外，那么孔子之游于藝則是游于方內。正是在周游的過程中，孔子這種承載斯文之道的天命觀逐漸形成和強化。由此推之，儀封人請見事，應該在去衛過匡的途中。“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錢穆先生推測，儀有兩種可能：一為衛西北境的夷儀，其事在過匡過蒲之前或后；或儀在衛西南，為孔子去衛過宋時過此。（錢穆：《孔子傳》）從去衛過宋匡的地理路線看，應為后者；不過，此儀邑不一定屬于衛國。從衛都出發，偏西南方向過蒲，再轉向東南過儀，南下宋邑匡，此處儀地更接近開封，大體為宋鄭兩國交界附近。正如儀封人所言，雖然天下無道、禮崩樂壞，但是亦無須擔憂夫子之失位或斯文之喪失，因為孔子承載天命將振木鐸于天下，為天下制作法度。借儀封人之口，說明孔子周游必將使斯文周流四方，以行其教。這一點不僅在“子畏于匡”時得到了孔子的承認，而且在伐樹于宋、厄于陳蔡時不斷得到強化。
雖然孔子偶爾以“累累若喪家之狗”形容其游，但在面對接輿、長沮、桀溺之反對時，仍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和“吾道一以貫之”。發端于“子畏于匡”的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樂觀達命的從容心氣，不僅在孔子周游列國時不斷強化，更是化為傳統中國士人的精神。“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窮困而敗節。”（《孔子家語·在厄》）此之謂也。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中國，這也正是考辨“子畏于匡”的人文精神的意義所在。
作者：白中林，系商務印書館編審，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