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范疇，在先秦時期，“敬”觀念的萌芽與發展經歷了豐富的演變過程。“敬”在上古時主要是對神靈的畏懼之意。在甲骨文、金文中，“敬”字多與祭祀活動相關，體現對神靈的敬畏?！抖Y記·曲禮》開篇即言“毋不敬”，奠定了儒家重視恭敬之心的傳統。
孔子在《論語》中20余次論及“敬”，將其從宗教領域引入人倫日用，但大多指待人接物時的一種態度，如“敬事而信”“居處恭，執事敬”等等，但“敬”的內涵也有所擴大，如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這里是把“敬”作為修身的目標，作為判斷君子與否的一個標準，成為一種道德準則。
在《孟子》一書中，有44處涉及“敬”，其中有25處講的是對人的禮貌和尊重，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等，孟子進一步深化“敬”的內涵，提出“陳善閉邪謂之敬”，就是說陳述善德，抵御邪惡就是“敬”，賦予其道德判斷的功能，使其具有內心省察的含義。荀子則著重發揮“敬”的社會規范作用，在《荀子》中百余次論及“敬”，強調其在維護禮制秩序中的重要性。
《周易·坤·文言》里提出“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這成為后來宋明理學提出“主敬”的心性修養功夫的依據，尤其是在宋明理學中成為心性修養的重要方法。《禮記·曲禮》開篇就講“毋不敬”。春秋時期，“敬”的內涵則不斷擴大，不僅包含心理狀態和處世態度，而且也成為君子為人處世的一種德行，成為判斷一個人的言行舉止、道德品行的一個標準。
“敬”的理論在宋明理學時達到系統化、縝密化、深刻化，上升至道德修養的功夫，成為道德涵養的根本途徑。宋代理學家將“敬”提升為心性修養的根本方法。程顥提出“誠敬并重”說，主張“敬”要自然適度;程頤則發展出“主一無適”的修養工夫，強調內外交養。朱熹集其大成，將“敬”闡釋為“圣門第一義”，認為“敬只是一個畏字”，并創造性地將“敬”與格物致知相結合，形成完整的修養體系。朱熹還把“敬”與“涵養致知”聯系起來，他繼承程頤“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的思想，提出“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敬”的思想更加豐富和完善。明代理學家劉宗周提出“敬則誠，誠則天”的命題，使“敬”的哲學達到新的高度。王陽明則從心學角度指出：“敬者，心之本體”，將外在規范轉化為內在自覺。
到了晚清，曾國藩將“敬”的修養落實為具體的人生實踐，提出“主敬則身強”的著名論斷。曾國藩把“敬”的思想發揮至極致，“敬”成為他心性修養的五字要訣之一。他說：“內而專靜統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為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這種將道德修養與身心健康相結合的智慧，體現了儒家“知行合一”的實踐品格。
在當代社會，“敬”的觀念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從個體到社會，從自然到歷史，“敬”的哲學內涵為現代文明困境提供了獨特的解決思路。對自然的敬畏，能夠遏制生態破壞，引導可持續發展;對歷史的敬畏，可以抵御文化虛無主義，增強文化認同;對他人的尊重，能促進社會和諧，構建良性互動關系。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認為：“在中國思想中，敬畏感并非源于對超驗上帝的恐懼，而是對宇宙秩序的自覺認同。”這種基于人文理性的敬畏觀，不僅塑造了中華文明的倫理底色，也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東方智慧。
實現“敬”這一傳統價值的現代轉化，需把握三個關鍵維度：一是內核與形式的辯證統一，如孝道的外在形式可因時而變，但敬老尊賢的精神內核應當傳承;二是話語體系的現代轉換，用當代語言闡釋“敬”的核心理念，使其更易被現代社會接受;三是實踐層面的創新融合，將“敬”的道德要求融入職業倫理、生態觀念和社會交往之中。費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覺”理論啟示我們，唯有深入理解傳統，才能真正樹立文化自信;唯有創造性轉化，才能使古老智慧持續賦能當代社會。
從孔子的“修己以敬”到曾國藩的“主敬則身強”，再到今天的敬業精神與生態倫理，“敬”始終是一條流動的精神長河。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我們既要以敬畏之心守護文化根脈，更要以創新精神激活其生命力，讓“敬”的智慧照亮現代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