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是傳統語言文字學的要籍，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不朽名著。著者是東漢經學家、文字學家許慎，他撰寫《說文》的初衷是為了解釋古代的思想文化經典，后來《說文》本身具有了與經典同樣重要的地位，并從中衍生出一門學問，即“說文學”（也稱“許學”）。文字是一切典籍的基石和文化的主要載體，《說文》是古代以文字學通經、通史最典范的論著，是開啟中華歷史文化寶庫的一把鑰匙。
漢代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東漢接續秦和西漢，鞏固了“大一統”的政治局面，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時期，長期政治統一帶來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創造了條件。同時，漢代也是學術特別是經學的昌盛時期。《說文》的撰作深受漢代政治思想和學術風尚的影響，漢代的社會狀況和許慎的思想意識必然要反映到《說文》中來。
《說文》一書中，“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因此，它所反映的漢代社會狀況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們可以從《邑部》和《水部》所載地名中窺見漢朝的疆域?！兑夭俊匪械孛米?，分為國、郡、縣、邑、鄉、亭、里、聚等行政區劃和組織單位，排在最前的是六個國名用字，第一個是“鄯，鄯善，西胡國也”（鄯善本名樓蘭），后五個是夏代、周代的古國名?！墩f文》列字次第，“類聚群分，皆有意義”，為什么把西域的鄯善國列在首位呢？清代段玉裁引用《史記·天官書》的話解釋說：“中國山川，維首在隴蜀，紀地者必始于西，故起西域而雍州。”同樣，縣、邑等名始于“郿”字，排在前面的十余個地名皆屬西北的雍州，其后才是中原地名。《水部》列水名首位的是“汃，西極之水也”，段玉裁注：“言水必先汃，與《邑部》言地先鄯善，皆自西而東。”西極汃國即豳（邠）國，為古西戎地。列在“汃”后的是“河”（即黃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遼闊的疆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地理基礎，《說文》對地名的編排反映了漢代人對地理的認知，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民族共同體意識。
又如，《說文》載各地物產甚富。漢代絲織品以齊、蜀為主要產地。古代巴人稱賦稅為“賨”，幏布作為當地特產，是西南少數民族向朝廷繳納的實物貢賦?！逗鬂h書》中提到“賨幏”和“火毳”（即火浣布）作為珍異之物藏于內府?！遏椴俊妨杏袛捣N細布，僅“[圖1]，蜀細布也”標明產地，為名貴之物。此外，還有三種少數民族所織布名：“絣，氐人殊縷布也”“紕，氐人[圖2]也”“[圖2]，西胡毳布也”。氐人生活于陜、甘、川交邊地區，以農耕為主，也從事畜牧，他們用麻縷織成異色相間的“殊縷布”，暢銷內地。后兩種是氈類毛織品，“毳”訓獸細毛，“[圖2]”是緙毛織物，工藝復雜，價值昂貴，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商品。
《說文》訓釋動植礦物名，間或標明出產地。如《玉部》：“[圖3]，石之有光，璧[圖3]也。出西胡中。”此即來自西域的琉璃?！兜げ俊罚?ldquo;丹，巴越之赤石也。”此謂巴郡、南越出產的丹砂?！稜硬俊罚?ldquo;犛，西南夷長髦牛也。”此即牦牛。
漢代政治的統一和生產力的提高為思想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儒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興起。許慎撰作《說文》的目的是從文字出發來發揚“五經之道”，其《敘》稱：“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春秋戰國時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推行“書同文字”的政策，以小篆為規范字體，同時又“燒滅經書，滌除舊典”。而漢代則致力于典籍的整理和文化的重建，并特別重視識字教育，漢律規定學僮“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同時，儒家經學地位的提升和整理古文獻的需要推動了文字的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說文》這部中國最早的漢字學專書。
通過《說文》，我們可以看到漢字對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維系作用?！墩f文敘》中闡述漢字的起源和功用：“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黃帝建立了統一的華夏部落聯盟，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許慎認為文字始制于黃帝時代，是管理政事、發布政令、教化百姓的重要工具。隨著社會的發展，漢字“孳乳而寖多”，同時又“改易殊體”，不斷演變?！稊ⅰ分杏浭隽酥芮?、兩漢的主要字體，包括古文、籀文、小篆、秦隸、草書等。一方面，漢字的發展一脈相承，它的表意性綿延不絕，涵養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另一方面，漢字的變異對信息傳遞和交流造成障礙，需要進行規范和管理。漢代通行隸書，多種字體并存，而《說文》的收字原則是以小篆為正字，古、籀為補充，因為小篆是秦統一后用以規范、統一全國文字的標準字體，籀文是周宣王時期初步整理過的文字，古文曾用來書寫六經，而且“厥意可得而說”。許慎對搜集到的漢字作了系統化的處理，同時用“六書”講解字形構造的理據。由于《說文》整理、構建了漢字的構形系統，并深入分析了字理，所以成為文字應用的標準和范本，對漢字的規范產生了顯著作用和深遠影響。規范、統一的文字保障了文化的傳承，維系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統一性。
《說文》同時也是一部訓詁專書，“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古代典籍特別是儒家經典的準確解讀和闡釋離不開它。舉例來說，先秦典籍里的“蠻夷”通常被認為是蔑稱，但由《說文》可知此實為誤解，《蟲部》：“蠻，南蠻，蛇種。”徐灝《注箋》：“南方多蟲蛇，故蠻閩從蟲，皆名其地而移以言人耳。”《大部》：“夷，平也。東方之人也。”《羊部》“羌”字下說解：“唯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鬃釉唬?lsquo;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可見“蠻夷”本來并無貶義，南蠻和東夷只是居處地區別于諸夏（中原），“蠻”從蟲，蓋因南方少數民族以蛇為圖騰，而“夷”從大、從弓，則或謂東夷之人習用弓箭。
《說文》不但征引經傳等古代文獻，還引用方言俗語及外族語。漢代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方言復雜，不同地域間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需要克服語言的障礙，因而方言研究有較大進展，《說文》繼承了以揚雄《方言》為代表的兩漢方言學，但許慎引用方言的主要目的在于說解文字形音義，由此解讀六藝群書。如《土部》：“圯，東楚謂橋為圯。”此字見于《史記》“（張良）步游下邳圯上”，下邳即屬東楚。不過，《說文》在客觀上對方言和通語作了溝通，反映出方言之間及其與通語的相互滲透和交融，如《聿部》：“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筆，秦謂之筆。”《爾雅》郭璞注：“蜀人呼筆為不律也。語之變轉。”可見各方言對筆的異稱只是語音的轉變，“筆”本為秦方言詞，漢以后成為通語詞。漢語方言分歧復雜，之所以沒有分化成獨立的語言，文字和書面語的統一是重要的因素。
《說文》自問世后傳習不衰，在唐宋時期得到整理、校訂，逐漸形成一門專門的學科，《說文》學在清代發展成熟，并達到鼎盛。《說文》之所以備受重視，是因為漢字記錄了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是中華文化的基石?！墩f文》傳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集中反映了漢字對中華民族統一的維系作用。作為中華文化認同的根基，《說文》的研究、普及和應用對于傳承文化記憶、堅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系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古籍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