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予傳統文化以時代生命力，是講述中國故事、展現文化自信的關鍵所在。中國古代學者對此議題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并留下了眾多成功的實踐案例，其中泰州學派尤為值得關注。泰州學派借助其創新性的哲學批判與經學轉化，成功激活了傳統儒學的生命力，使得這一新形態的儒學價值觀念，深入尋常百姓之心，并外化于行，進而推動了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運動。
由“士”到“百姓”：泰州學派學說主體受眾的流變
在王陽明之前，儒家學說的主體受眾均為有德有位的士大夫，或者有德無位的讀書人。王陽明簡易直截的致良知之學，為士大夫之學走向大眾提供了學理支撐：人皆具備良知，具有辨識善惡的天賦能力，且在思想上擁有行善避惡的潛能，因此，人皆有成為圣人的可能性。但由于王陽明學說依然具有較強的理論性與系統性，如其知行合一之說，就蘊含著補救時弊與本體層面的雙重意涵。此外，王陽明依舊有著較為堅定的得君行道、建功立業的人生志向，其學說向下傳播也因此受到阻隔。
在陽明之學被當時權貴非議之時，王艮向其師王陽明請教，孔子周游六國所乘之車的車輪如何制造，以此表明向下講學之心跡，并試圖得到王陽明的支持，結果王陽明笑而不答。王艮并未氣餒，歸家之后身著奇裝異服，以表明自己與正統理學徹底決裂，而后“自創蒲輪，招搖道路”，講學于鄉下田野。王陽明聽聞后，先是“移書責之”，而后“痛加裁抑”，王艮雖作出讓步，但并未有真正的悔意，朝著王陽明厲聲而言“仲尼不為已甚”（《泰州學案》卷三十二）。
由此可見，儒家學說逐步走向社會大眾，從理論變為實踐，王艮始開其端。在黃宗羲《泰州學案》所列十八位泰州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中，只有王艮、王襞、耿定理三人，是有才德而無位的“處士”。然而，不論有位與否，泰州學派諸位學人，對于由下而上、覺民行道的認知是一貫的。屢次拒絕入仕的王艮就曾認為，學者最為重要的任務，莫過于講明平民之學，以挺立師道。唯有如此，則為善之人日多，而天下方能真正太平。
泰州學派的學者們對于出身卑微、未涉獵詩書的平民階層，并無任何鄙視之情。相反，他們認為相較于飽讀詩書的士大夫階層，那些目不識丁、未受先入之見影響的民眾，更能直接領悟至高無上的真理。泰州學派之所以能夠迅速風靡天下，為“愚夫愚婦”所接受，原因就在于此。
由“書經”到“邇言”：泰州學派學說傳播媒介的嬗遷
及至宋代，愈發繁瑣的漢唐注疏，已走至窮途末路，隨之而來的，是義理之學的逐步興起。朱熹承繼二程，在典據的選取上，由艱深晦澀的“六經”過渡到簡易明白的“四書”：“六經”與“四書”講的是同一個道理，“六經”難曉難解，“四書”易曉易解。所以，為學者只須先領會“四書”即可。王陽明批判了程朱理學向外求理的為學工夫，并實現了由“四書”到“良知”的轉向：儒家之道，吾心自足，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王陽明在謫官貴州龍場之后，身心困頓，但他并未因此放棄對圣人之道的探求：上至圣賢，下到百姓，人人都具備知善知惡的良知，何必苦苦向外求索。
然而，泰州學派的主體受眾多為目不識丁的普通百姓，面對本體明了、工夫簡易的陽明心學，他們也只能望而卻步。所以，將學術性、理論性較強的心學進一步通俗化，是泰州學派學說平民化的應有之義。因此，泰州學派諸子將學說傳播媒介，由隱晦、艱深之“經書”，轉變為詩歌、俚語、野諺等淺近之“邇言”。陶匠出身的韓貞曾與諸多公卿相會論學，經書的權威性已被韓貞所消解，于韓貞而言，引經據典地高談闊論，不如把握當下，更多地為百姓排憂解惑。
較之于經書，泰州學派所使用的邇言風格平實、文字押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據《樂吾韓先生遺事》所載，韓貞有一日行走于鄉間，一野老向其請教良心是何物，“先生曰：‘吾欲向汝晰言，恐終難曉，汝試解汝衣，可乎？’于是野老先脫襖祓，再脫裳至褲，不覺自慚，曰：‘予愧不能脫矣。’先生曰：‘即此就是良心。’”（《韓貞集》附錄）身心性命本是玄遠高明的議題，然而韓貞僅以簡潔質樸的寥寥數語，便使老者頓悟，脫褲后所生之羞愧感，即為“知善知惡”之良知。泰州學派諸子善用簡易淺顯、朗朗上口的詩歌、俗語，如顏均《箴言六章》中的《孝順父母》：“孝順父母好到老，孝順父母神鬼保。孝順父母壽命長，孝順父母窮也好。”（《顏均集》卷一）孝敬父母、和諧鄰里之緣由及其后果，通過淺顯易懂的語言和押韻的詞匯得以明確闡述，使得民眾易于理解并付諸實踐。
由“治平”到“日用”：泰州學派學說價值追求的更化
如若說“六經”是記載三代先王行跡的政典，多傾向于為政者治國方案的設計；“四書”更側重于士大夫對個體安身立命之追問；那么，“邇言”則致力于探尋普通百姓的日用之道。泰州學派放棄了針對上層政治結構的改造追求，轉而將研究及關注的焦點集中于“愚夫愚婦”。因此，泰州學派的學說價值追求發生了顯著轉變：從士大夫階層“以仁為己任”、“至死不渝”以平治天下的理念，轉向在普通民眾日常生活中可實踐的路徑。
對日用的凸顯，并非忽略治平，在泰州學派諸子這里，日用是治平之本。羅汝芳在《一貫編·四書總論》中認為，農夫嬉笑之言語最為淺近，貧困地區的村婦地位最是卑下，然而村婦卻能夠用自己的生命保護剛出生的赤子，傾盡所有去愛嗷嗷待哺的嬰孩，她們不會華麗地表達，反倒做到了“仁義之實”，這就是“修齊治平之本”。
與漢宋諸儒盡忠職守，執著于家國天下制度建構、格正君心的經筵設計迥異，作為“日用”重要組成部分的孝悌，最為泰州學派諸子所推崇。明內閣首輔張居正讀閱王艮《遺稿》之后，批駁道:“世多稱王心齋，此書數千言，單言孝弟，何迂闊也。”羅汝芳聽聞后不以為然：“嘻!孝弟可謂迂闊乎？”（《泰州學案》卷三十二）羅汝芳認為，孝順父母、敬重兄長、慈愛子弟是人生至關重要的三件事，這三件事無需深思熟慮便能理解，無需專門學習即可踐行，并且天下人都會不約而同地付諸行動。若人人都能親近自己的親人、尊敬自己的長輩，那么“明德”便會“明”于天下。
此外，禁賭、止訟等尋常之事，也都納入了泰州學派諸子講學的日程。雖然官府已經立法，對賭博的處罰甚是嚴苛，但是民間聚賭的現象依舊屢禁不止。泰州后學蕭雍，就將賭博視為民間大害，在為村民講學之時，反復強調賭博對于身心、家庭的摧殘，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大抵賭博之人，初皆起于利心……縱贏得錢來，不由勤苦，誰肯愛惜，任意花費，緣手立盡，倒囊空歸。東蕩西走，田地荒蕪，不問父母缺養，不顧室無片椽，家無寸土。”（《證人社約》卷一）
值得注意的是，平民化并非庸俗化，尋常日用并不等同于落入流俗。如何使平民化、日用化的學說，依舊保持儒家所蘊含的基本精神與立場，通俗而不膚淺，也是泰州學派諸子所努力達到的目標之一。王棟對“百姓日用”就作過較為嚴格的規定，普羅大眾雖然做的是平常事情，但應時刻擺脫舊習，道德境界與圣賢相類：此心光明、與道合一，而不能媚于世俗情態，甘于混跡鄉里、虛生枉死。
在泰州學派諸子的共同努力下，平民思想得以廣泛傳播，深受百姓喜愛，其移風易俗的成效日漸顯著。據黃宗羲《明儒學案》所載，粗識文字的韓貞，以化民成俗為己任，不問出身，因材施教，于村前屋后從容論學：“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游者千余。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誦之聲，洋洋然也。”（《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明巡撫龍紫海途徑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的家鄉時曾感慨道:“一方父老，多敦行孝弟，侈言禮讓，皆艮風所遺。”（《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五）孝悌與禮讓之風日益深入人心，并顯著體現于民眾行為之中，傳統儒學由此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作者：楊超，系鄭州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洛學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