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約前313—前238）名況，戰國后期著名思想家，他生活在政局動蕩、文化領域百家爭鳴的時代。不同思想相互碰撞、交融，為荀子禮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素材。他將“仁”“義”等理念視為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石，并深入思考社會秩序與治理問題，最終構建出獨具特色的禮法思想體系，不僅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隆禮重法”的思想理念
面對社會動蕩、諸侯紛爭的現實，荀子深刻認識到儒家德治思想的局限性。因此，他創造性地吸收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將法與禮相結合，形成了“隆禮重法”的思想理念。荀子認為，法度具有外在強制性的約束作用，有利于禮義的踐行。荀子的禮法思想建立在“性惡論”的基礎上。荀子認為，人性本惡，人們天生具有滿足自身欲望的本能，若任由這些欲望肆意發展，人們就會為滿足自身欲望而相互爭奪，進而導致社會陷入混亂無序的狀態，于是提出“化性起偽”，強調通過后天的禮儀和教育來改造人性。在社會治理上，荀子繼承了孔子“為政以德”，注重道德感化的思想主張。同時，荀子則更注重禮的制度性，他將禮視為一種明確的行為規范和制度體系，以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認為禮的起源就是為了實現社會的有序和諧而產生的一種制度和道德規范。
法家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和強制性，商鞅主張“以法為本”，認為法律是治理國家的根本。荀子認同法律在維護社會秩序中的作用，認識到僅靠道德感化不足以約束所有人的行為，需要有明確的法律條文來規范。他汲取法家“法不阿貴”的理念，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貴賤都要遵守法律。這些理念融入荀子的禮法思想體系，使他主張在社會治理中法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與禮相輔相成，共同保障社會的有序運行。荀子認為法的本質在于維護公平與正義。法是一種客觀的準則，如同衡量物體的尺度一樣，不偏袒任何人。社會生活中，人們的行為千差萬別，僅靠道德難以保證公平公正。其一，法能明確行為準則。通過制定法律條文，將各種行為規范清晰地呈現給民眾，讓人們清楚知道哪些行為會受法律制裁，從而起到威懾作用，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其二，法能保障社會秩序。當出現違法犯罪行為時，法律能及時介入，對違法者進行懲處，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荀子認為，法的實施需要遵循一定原則和方法。首先，執法者的素質至關重要。執法者必須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熟悉法律條文，才能準確判斷行為的合法性。同時，執法者還要秉持公正無私的態度，不被個人情感和利益所左右，嚴格依法辦事。其次，法律的宣傳和教育不可或缺。要讓民眾了解法律，明白法律的重要性和具體規定，才能自覺遵守法律。再者，法律實施要注重連貫性和穩定性。法律不能朝令夕改，讓民眾無所適從，要保持相對穩定，為社會提供持續行為規范。
同時，道家與名家思想對荀子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道家主張順應自然規律，荀子從中領悟到人類社會的運行也有其內在規律，不可違背。他提出“天行有常”的觀點，認為自然界有其固定法則，人類應在遵循規律的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名家注重邏輯思辨，受其啟發，在構建禮法思想體系時，荀子注重概念的清晰界定和邏輯的嚴密性。他對各種概念進行深入分析和闡釋，使禮法思想更具理論性和系統性。
在禮法關系上，荀子對于禮法關系的理解具有深刻的辯證性。他認為，禮與法并非截然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禮側重于道德教化，通過內在的修養和自律來實現社會秩序；法則側重于外在強制，通過明確的規則和制裁來維護社會穩定。在古代社會，許多行為既受到禮的約束，也受到法的規范。例如，子女對父母的贍養問題，禮要求子女要孝順父母，在生活上關心照顧，在精神上敬重愛戴；而法律則規定了子女贍養父母的具體義務，若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將受到法律制裁。禮側重于從道德層面引導人們自覺遵守規范，通過內心的認同和羞恥感來約束行為；法側重于從外在強制力層面，對嚴重違反規范的行為進行懲處。禮的柔性引導和法的剛性約束相結合，能更好地規范人們的行為。
在荀子思想中，禮處于主導地位，法處于輔助地位。禮是社會秩序的根本規范，它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個人的言談舉止到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有詳細的規定。禮通過道德教化深入人心，使人們自覺遵守社會規范，從源頭上預防違法行為的發生。而法是在禮無法有效約束時的補充手段。當有人嚴重違反禮的規范，破壞社會秩序時，法則對其進行懲處。禮的主導地位體現在它是社會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的集中體現，為法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價值導向。法的輔助地位在于它是對禮的保障，通過強制力確保禮所維護的社會秩序得以維持。禮與法兩者共同構建起穩定的社會治理體系。
禮法辯證融合與現代社會價值
荀子作為戰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其禮法思想在歷史長河中占據了重要地位。荀子提出的“隆禮重法，禮法并重”思想，不僅在當時影響深遠，而且在現代社會中依然具備極高的借鑒價值。首先，荀子禮法思想在解決社會矛盾沖突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通過禮法結合，許多社會矛盾得到妥善解決，避免了矛盾激化，維護了社會的穩定。這種模式在傳統社會得到廣泛應用，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發展，為國家的繁榮昌盛提供了保障。其次，荀子的禮法思想對中國思想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戰國末期百家爭鳴的環境中，荀子融合多家思想，使儒家思想更具包容性與適應性。他的“性惡論”雖與孟子“性善論”相悖，卻從另一角度豐富了儒家對人性的認知，為儒家道德教育和社會治理理論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再次，荀子禮法思想深刻影響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在法律起源方面，荀子認為禮起源于對人性和社會秩序的考量，這一觀點為傳統法律起源提供理論基礎，使中國古代法律從一開始就與道德倫理緊密相連。從法律制度演變看，漢代“引經決獄”現象盛行，將儒家經典作為判案依據，體現禮與法的融合，這與荀子禮法互補思想相符。這種禮法結合模式貫穿中國古代法律發展始終，塑造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注重道德教化、強調等級秩序、追求和諧穩定的特點。
荀子的禮法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其禮法思想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系統性構建了獨特的思想體系，既堅守儒家的人文關懷，又兼具法家的現實主義，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首先，荀子禮法并重思想與我國當前倡導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理念相合。法律和道德作為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二者缺一不可。法律以其強制性和權威性保障社會秩序，而道德則通過內在的約束力和感化力提升社會文明程度。只有實現法律和道德的相輔相成，才能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其次，荀子關于禮的調節功能對現代社會矛盾的化解具有積極意義。當今社會，利益多元化導致社會矛盾頻發。荀子認為，禮可以調節人們的欲望和利益分配，防止因爭奪而引發的混亂。這一思想啟示我們，在處理社會矛盾時，應注重道德教化，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利益觀，以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我們應批判地繼承荀子禮法思想，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為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社會文明進步提供有力的支撐。
（作者：周園，系廣州航海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