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之不修”是孔子所憂的四事之首，可見修德是孔子思想和生命的根本問題。如何修德？孔子曾揭示許多為仁之方、修德之法，“能近取譬”便是其中一種。它教人慧悟譬喻，發現、推舉德行高于自己的人，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先儒在注解《論語》時，不太了解“譬”是什么樣的修德方法，對“能近取譬”的解釋也值得商榷?！对?middot;大雅·抑》“取譬不遠”、簡帛《五行》“譬而知之”都有助于重新理解孔子“能近取譬”的意涵。
根據《論語·雍也》的記載，子貢問“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可否稱為仁，孔子說：“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這何止是仁，必可稱為圣了，連堯舜這樣的先圣也難免會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言下之意，孔子認為子貢“說博施濟眾太輕易，知其實不當名”，因為博施、濟眾不僅要有廣博的仁愛精神，而且要有厚實的經濟基礎和良善的政治系統。正如程子所言，博施、濟眾都是圣人之所欲，但博施會遇到“其養有所不贍”之病，濟眾會遇到“其治有所不及”之病。為了讓子貢能更加平實地理解和踐行仁德，善于因材施教的孔子便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這是針對子貢而說的仁，其內涵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是實現這種仁德的方法。“近”字確實反映了“子貢從廣遠處言仁，夫子從切近處言仁”的不同，表明孔子要從切己可行、行必可成的意義上教導子貢何謂仁。
何謂“能近取譬”？以往的注疏多訓譬為諭，并從以己為譬的視角作解。如孔安國就說：“能近取譬，于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于人。”朱熹也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推演此意，他說：“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這些解釋至少可能遭遇如下追問。其一，何以確定“己所欲”就猶如人之所欲？“己所欲而施之于人”和“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能等量齊觀。以人所欲求的施于人，是滿足受施者之所欲，并無強加之嫌；不以“己所不欲”施于人，既無強加，又免傷害；基于人必與己同欲的想象，將己所欲求的施于人，就難免有強加之病，于理難通。其二，如果孔子這樣理解仁，那么他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與子貢的博施、濟眾并無本質分歧，孔子答問的邏輯便令人費解。若要避免舊注造成的困惑，則當另求新解。
第一，“近取譬”在用字和意義上都可能與《詩·大雅·抑》“取譬不遠”有關。一方面，據郭店簡和上博簡《緇衣》所載，孔子曾四引該詩并予以深刻的詮釋，足見他熟知并深刻理解《抑》詩；另一方面，“取譬不遠”是在提升王德的語境中出現的，該詩說“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剡y其德，俾民大棘”，鄭玄解釋說：“今我為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為無常，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從鄭玄《箋》可知，“譬”訓喻、訓如。這是言之有據的，《說文》云：“譬，諭也。”喻即諭之俗字，先秦文獻常把“譬”“如”連用。詩句所謂“取譬”，是要王以天為譬，“當如昊天之德有常”，亦即擇取一個外在于己的對象作為當如其所是的參照，來砥礪自己的德行。
第二，“譬而知之，謂之進之”的修德方法。舊解多從以己為譬、由己及人的方向來理解“能近取譬”，這可能并非孔子用“譬”字的意涵。近年帛書和郭店簡《五行》相繼被發現，簡本有經而無傳，帛本有經有傳。根據《荀子·非十二子》的記載，《五行》當是孔子嫡孫子思的作品，帛書傳解的部分屬于思孟學派之作?！段逍小方浳恼f“能進之為君子，弗能進也，各止于其里”，“進”是進賢舉能的意思，既有王公大人的“舉之”而尊賢，也有士人君子的“事之”而尊賢。就進賢的方法，經文繼續談到了“目而知之謂之進之，喻而知之謂之進之，譬而知之謂之進之”等幾種，其中，帛書傳文在解釋“譬而知之謂之進之”時認為，人在聽聞丘、山之別的譬喻時，若能認知到我與舜的區別，并產生“如舜”的道德力量，就是“譬而知之”。“譬”本指譬喻、比較的修辭方法，在這里被引入道德與政治的語境中。人之所以能因譬比而知人、己之別，主要是因為其人浸潤在比較自己與他人德行高下以尋求值得效法者的問題意識中。確知自己與舜的差別，可以激發“如舜”的道德訴求。
第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知人”的問題意識。簡帛《五行》在進賢的語境中談及“譬而知之”，也有助于重新理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意涵。什么是立與達？劉寶楠說“立謂身能立道也，達謂道可行諸人也”，這其實是忽略《論語》內證而創發的抽象解釋?？鬃诱f“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得位而治，可稱為立。子張曾問孔子，士怎樣可以稱為“達”？孔子反問子張，所謂“達”指什么？子張答以“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說，這是“聞”而非“達”，進而說，“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子張所謂“達”，是因得位而立所帶來的顯達，與“己欲達”的“達”同義?？鬃铀^“達”，固然與顯達有關，但其要義在于德行通達且愿意身居更有德者的下位。由此而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回答了己如何立、如何達的問題，自己想要有位而立，先要使人有位而立，自己想要顯達，先要使人顯達，這正是孔子反復論說的知人之義。一方面，孔子說“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這是強調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德行，使自己的德能夠與位相配；另一方面，孔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所謂“知人”就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是強調無論別人是否知己德而舉用之，自己都應當知別人的德行而舉用之。由此來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談的主要是“知人則哲”的問題。和簡帛《五行》一樣，孔子也是在進賢的語境中談及“能近取譬”的。
總之，孔子要提示子貢，與其追求博施、濟眾等高遠而不切實際的仁，不如在平實的意義上實踐人人可行的立人、達人之仁，使德行高于自己的人得位而立、位顯而達，“能近取譬”是實現這種仁德的方法。“取譬不遠，昊天不忒”的詩句，《五行》經傳在進賢語境中闡述的“譬而知之”，都有助于理解孔子所說的“近取譬”，它是在譬喻的啟發下意識到自己與某個道德更高尚者之差距的認知活動。“譬而知之”可以從兩方面提高人的德行，一方面，它可以引發效法道德高尚者的自覺和動力，孔子、子思和孟子都深受“如舜”的鼓舞，從而成就了自己的道德與文章。另一方面，它可以激發真誠的知人、舉賢行動，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得以實現。舜通過推舉禹、皋陶等賢者而實現立、達，“如舜”同樣也要求立人、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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