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書中，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共有十四章。其中，七章是孟子勸說宣王行仁政，雙方的態度和緩，氣氛融洽，對話的時間應該是在伐燕之前；還有七章記載了孟子對伐燕的態度，以及對宣王的批評，往往言辭激烈，致使“王顧左右而言他”，時間應該是在伐燕之后?！睹献?middot;梁惠王下》云：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對齊宣王說：“如果大王有一個臣子把自己的妻子兒女托付給朋友照顧，自己到楚國去游歷，等他回來時，卻發現妻兒在受凍挨餓，那該怎么辦呢？”宣王說：“與他絕交！”孟子問：“法官管不好他的下屬，那該怎么辦呢？”宣王說：“撤他的職！”孟子問：“一個國家治理不好，那該怎么辦呢？”宣王說，噫，今天天氣不錯啊！左右張望，轉而談論別的事情。還有一次，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回答說“于傳有之”，文獻上是這樣記載的。宣王問：“臣弒其君可乎？”孟子回答道：“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殘害仁的人叫作賊，殘害義的人叫作殘，殘賊之人叫作獨夫。我只聽說誅殺了獨夫紂，沒聽說殺害國君。孟子甚至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君主看待臣下如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如同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犬馬，臣下看待君主就如同路人；君主對待臣下如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如同強盜、仇敵。
齊宣王像
有一次，齊宣王問孟子“卿”的職責。孟子說：“大王詢問什么卿呢？卿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貴戚之卿是與國君有血緣關系的卿大夫，他們與國君同宗同族，肩負著傳遞祖宗基業的職責，“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國君有了重大過錯，就勸諫，反復勸諫還不聽，就另立國君，宣王聽后“勃然變乎色”；異姓之卿是與國君沒有血緣關系的卿大夫，他們往往來自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宗族，沒有傳承祖宗基業的職責，“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國君有過錯，就要勸諫，反復勸諫而不聽，就離去。（參見《孟子·萬章下》）孟子在齊國屬于異姓之卿，在伐燕問題上，他雖然一度持肯定的態度，但動機與目的與宣王不同。當發現齊軍“以燕伐燕”的暴行后，孟子向宣王進諫，要求施行仁政，及時撤軍。但宣王對孟子的進諫置若罔聞，根本聽不進去，最終導致失敗。伐燕失敗后，一些無恥小人為了給宣王“洗地”，有意把責任推給孟子。孟子于是毅然決然離開齊國，《孟子·公孫丑下》云：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愿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請求辭官而去，宣王聽說后，雖然內心并不想挽留，但仍要假惺惺做出個姿態。他前來看望孟子說：“以前想見到您而沒有機會，后來終于能同朝相處，我很高興；現在您又要撇下我而去，不知以后還能不能相見？”孟子也客氣道：“這個我不敢請求，但內心也是希望能夠相見的。”過了幾天，可能覺得剛剛經歷了伐燕的失敗，又有大夫辭職而去，影響不太好，宣王又對一個叫時子的人說：“我想在都城中送給孟子一棟房子，用萬鐘粟米供養他的弟子，讓各位大夫和國人都有個效法的榜樣。你何不替我去說說呢？”“盍”是“何不”的意思。時子去告訴孟子了嗎？沒有。時子又委托陳子轉告孟子。這樣實際的過程是：宣王告訴時子，時子告訴陳子，陳子告訴孟子，經過了三道轉。從這里就可以知道，宣王實際是沒有誠意的，如果真有誠意，即使做不到三顧茅廬，也應該親自上門挽留才對。孟子對此也心知肚明，他說：“我來齊國并不是為了追求富貴，難道用一點利益、好處就可以留住我嗎？”可惜這樣的道理時子是不明白的。
二
于是孟子辭官而去，離開齊國，在路上與弟子充虞有一段對話，《孟子·公孫丑下》云：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充虞在路上問：“老師好像不高興的樣子。以前我曾聽老師說過：‘君子不抱怨天，不責怪人。’”孟子答道：“那時是那時，現在是現在。”孟子有一個想法，他認為，每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起，其間必定有聞名于世的賢人出現。“從周朝以來，已經七百多年了，從時間上說，已經超過了；以時勢而論，也該有圣賢出現了。可是我的主張為什么行不通呢？我只能說，上天大概還不想讓天下得到平治，如果想讓天下得到平治，當今之世，除了我還會有誰呢？我有什么不愉快呢？”孟子就是帶著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告別了當時的政治舞臺，回到了自己的故里，教授子弟，著書立說，編寫我們今天看到的《孟子》一書。
孟子像
每當讀到這一章，筆者都深有感觸。當一個人帶著理想進入社會時，他往往是堅定、自信的。可是當理想遭到挫敗、看不到希望的時候，依然能保持堅定的信念，筆者認為，這除了孟子，恐怕沒有別人了。那么，孟子的信念來自哪里呢？來自孟子堅信：政治必須要符合人性，符合人性的政治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仁政、王道較之暴政、霸道是符合人性的，是符合歷史發展的，所以最終一定會實現；現在無法實現，只能說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若到來，必定是仁政、王道的時代。我們今天讀《孟子》，腦海里會有一個鮮活的孟子形象：一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而在當時人們的眼里，孟子則是“迂遠而闊于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是迂闊、不切實際的。理想與現實是有反差的，當你堅守理想的時候，你很難被人們理解。固然，我們可以說孟子對人性的復雜性缺乏反省，對歷史的看法也未免過于樂觀，但孟子至少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真正的理想是需要堅守的。在堅守一百多年后，孟子的思想已在士人中廣為流傳，成為其批判暴政、為民請命的精神動力；而在堅守了一千多年后，孟子的思想終于成為社會的指導思想，《孟子》一書也由“子”書上升為“經”書。至少在人們的觀念中，王道戰勝了霸道，仁政戰勝了暴政。即便有朱元璋之流想借助權力挑戰孟子的地位，最終也難逃失敗的命運。所以理想在于堅守，只要它符合人性，符合天道，順應了歷史的發展，即使暫時無法實現，也不必怨天尤人。如果天下要得到平治，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兩千年前孟子所堅守的仁政、王道，像一座燈塔，為人們指引了前進的方向。近百年來，國人在走過了追求民主、法治的坎坷曲折道路之后，我們又有了民主、法治的理想。今天，我們應拿出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的氣魄，去堅守住我們這個時代的理想。
（作者簡介：梁濤，中國人民大學杰出學者，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擔任孟子研究院秘書長、“荀子與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荀子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