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古典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學問，所指為古希臘羅馬經典文獻之研究。不僅在西方學界，“古典學”一直是一門顯學，而且從本世紀初以來，國內也成立了不少“古典學”研究機構，相關研究成果和期刊相繼涌現。但是，“中國古典學”則是一門剛剛興起的學科，關于其學科特點、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與西方“古典學”之關系，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2024年11月上旬“世界古典學”大會的成功召開，又催促我們在“加強文明交流互鑒”的同時，亟須盡快建立中國古典學自主知識體系。我們認為，具有民族特色的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古典學，應立足于研究中國古代人文經典作品，由古典語文切入，以文本考察為核心，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中國古典語文學，對中國古代人文經典著作中的文字、音韻、訓詁、語法、格律等各方面內容進行系統研究；二是中國古典文獻學，對中國古代人文經典著作進行目錄、版本、?？?、辨偽、輯佚等方面的研究；三是中國古典文學，主要是對古代文學經典作品進行藝術分析與思想闡釋。本期討論中國古典學的學科屬性、研究范圍與治學路徑，以期拋磚引玉，推動中國古典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立。
西方古典學“通常指西方對古希臘羅馬典籍的閱讀和研究”（王煥生《〈西方古典學術史〉譯本引言》），在中國大學中并沒有完全對應的學科設置，它的研究范圍涵蓋古希臘、羅馬的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和考古等眾多領域，但以語言和文學的研究為基礎。西方主要大學的古典學系，本科階段的培養圍繞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學習來設置課程。大多數學生到了研究生階段，才會逐漸選擇相對具體的研究方向，如文學、歷史、藝術、考古或相對綜合的古代文明研究等（張巍《西方古典學研究入門》）。西方古典學的原典基本是希臘化時代（前330—前30）之前的典籍。與之相似，中國傳統中最核心的典籍也多形成于公元前，如十三經、戰國諸子、屈原賦、《史記》等。格蘭·莫斯特（Glenn Most）對這兩個傳統有過比較，他發現二者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有相似性：其一，這兩個傳統都以少數經典為基礎；其二，它們都有歷史悠久的書寫文化，并賦予書寫以高度的特權；其三，二者均建制了專門的教育系統來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專家；其四，兩個傳統都有以收集、整理、?？睘槟康牡膱D書收藏機構，并都有專門的文獻學家；其五，它們各系的文化歷史中都形成了注釋傳統，且長期存在經典訓釋的不同流派；其六，兩個傳統都形成了經典引用文化。如果我們再看看詹姆斯·特納（James Turner）《Philology：現代人文學科被遺忘的起源》一書，就會發現兩個傳統的相似性甚至還有更多。
當然二者也有很多差異。希臘和羅馬的“古代”（Antiquity），與中文語境中的“古代”有所不同，希臘、羅馬的“古代”下限為西羅馬帝國的滅亡（476），現代中文語境中的“古代”大多指的是1840年以前。二者并不能完全對應。西方歷史中還有一個“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1971年由彼得·布朗（Peter Brown）提出，用來指公元200年至700年這一時段。這一時期不僅是古典世界的終結，也是一個“驚人的新開端”，奠定了現代歐洲的文化版圖。但是在中國的歷史里很難找到可以與之類比的歷史時期。此外，中國經典是一個相對小的范圍，如五經、九經三傳等，而希臘羅馬經典范圍則相對更大。古希臘、羅馬有相對明確的個體作者的權屬意識，而中國經典則更偏重公共性，作者權屬意識并不明顯。
在西歐，古典傳統也有所中斷。羅馬帝國晚期，羅馬等地只有少數學者能夠閱讀希臘文獻，但以拜占庭為中心的地區則依然在使用希臘語。當時大量的希臘文獻被譯為阿拉伯文而保存于阿拉伯世界。隨后，歐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促生了“12世紀文藝復興”，西班牙圖書館里保存的阿語版的古希臘典籍被注意到，數十位翻譯家奔赴那里，將幾百部著作譯成了拉丁文。其中就包括歐幾里得的幾何學、托勒密的天文學和亞里士多德的幾乎全部著作。15世紀的文藝復興不僅是對羅馬文化的重新恢復，其中也伴隨著希臘語研究的復興。大批的學者赴君士坦丁堡搜尋希臘文獻手稿，柏拉圖的著作開始重新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視。文藝復興時期對希臘文獻的研究，無疑為現代古典學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古典傳統卻一直保持著強大的延續性?？鬃娱_創的經學傳統在戰國時代是精英教育的基石，漢代以后則是官方學術的主流。即便是到了20世紀，經學教育被廢止，那些最重要的經典，如《詩經》《尚書》《周易》《禮記》《左傳》的閱讀、教學和研究，依然是現代教育和學術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礎部分。中國的古典研究傳統自孔子開始綿延至今已有兩千五百多年。《四庫提要》以漢學和宋學作為兩種研究范式概括中國古典傳統，但不論是什么范式，經典的范圍卻是固定的，從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到義理和辭章，不論是哪種層面的學術文化，以十三經、前三史和周秦諸子為元典的傳統是非常穩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確實可以將中國的古典研究稱之為中國古典學。
中國和希臘、羅馬古典傳統的相似與差異，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希臘、羅馬古典研究中的很多問題，中國古典研究或許并未意識到，反之亦然。如果我們將希臘、羅馬的古典研究作為參照系，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將中國古典研究“陌生化”，新的問題和視野也就會相應地涌現。比如中國和希臘的經典著作都曾存在經典原文和注釋分開書寫的現象，中國學者只是將這一現象視作知識，幾乎沒有問什么。莫斯特卻敏銳地注意到希臘經注分離與經典閱讀行為相關。古希臘時代的經典閱讀往往是群體性的，即有人朗誦經典原文，與此同時，有人在需要時誦讀注釋。群體性的閱讀行為才能解釋為什么希臘人會分開書寫經典和注釋。如果是獨立閱讀，經典和注釋寫在一起才是最為便捷的方式。那么中國古代的經傳分離，是否也是因為類似的閱讀傳統？經注的合寫是否意味著閱讀習慣的變化？類似的鏡鑒會為我們的研究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發現。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的比較是有意義的。
然而由于譯名選擇所導致的誤讀，讓本來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都非常相近的中西古典學，尚未展開實質性的對話。前文已經提及西方古典學的核心是希臘、羅馬文學研究，而希臘、羅馬文學研究的基礎是Philology，這個詞現在廣為接受的翻譯是語文學。學者們接受語文學這一譯名，很可能是將文獻學理解為了目錄、版本、校勘之學。中國傳統文獻學成熟于18世紀，其目的是還原文本的真實意義，核心方法是音韻、文字和訓詁，目錄、版本、?？眲t是作為輔助手段或研究手段而存在的。這與Philology是非常接近的。Philology也是解讀與還原文本之術，“classical scholarship”或“klassische Philologie”的所指“與中文語境中的‘古典文獻學’相比對，或可譯作‘西方古典文獻學’以強調‘希臘、羅馬的’這一屬性”（張強《“classical scholarship”“klassische Philologie”與“古典文獻學”》）。
中國古典之學在1904年張之洞編定的《奏定大學堂章程》里，主要存在于“中國文學門”的主課“中國文學史”中，這門課以秦漢以前的文字、音韻和文獻典籍為主，也是今天中文系“中國文學史”之源。但它在文學、歷史、哲學這樣的分科模式確立之后，很快就被“純文學”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所取代。今天中國古典之學已然分散為古代漢語、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史、中國哲學史等多個學科，其中前三個學科無疑是其基礎和核心。西方大學也有歷史系和哲學系，研究領域自然會涵蓋希臘、羅馬的歷史和哲學，其古典語言和文學則設置在古典學系。故如果要在中國大學里尋找能夠和其古典學系相對應的院系部門，答案只能是中文系。寬泛地說，西方大學本科教育階段的古典學，大體相當于中文系的先秦兩漢文學，在今天學科范圍內與之最為接近的二級學科是中國古典文獻學和中國古代文學。
在古代典籍的研究實踐中，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并沒有特別清晰的學科邊界。近二十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文獻考證甚至是其相對主流的方向。學界已認識到以19世紀的“文學”觀念研究中國古代典籍，特別是先秦兩漢典籍的模式越來越顯出局限性，以文獻考據補充文學研究的不足便成為自然的選擇。但是研究者總會存有文獻研究是不是文學研究的疑慮。如果以西方古典學為參照，這種疑慮自然會消失。不論文獻考據，還是寫作研究，都是希臘、羅馬文學研究的內容，這恰與中國本土傳統是一致的。我們今天已經有足夠的自信可以重新回到中國古典之學的脈絡上，這不僅可以糾正文學史研究之弊，也能夠相對全面地與希臘、羅馬古典學對話，在交流互鑒中激發出新的問題、方法和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