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我提出新四書、新儒學，就是希望通過對傳統儒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融入現代社會，繼續發揮其對國人價值引領的作用。對于儒學，其實還有更廣闊的空間，那就是儒學對世界的意義。彰顯儒學對世界的意義，我們需要做的是將儒學推向世界，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僅靠中國本土學者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國際學界對儒學的接納、推廣和傳播。就此而言，海外漢學家對中國哲學的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視的理論價值。西北大學出版社與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的幾位老師合作推出的“海外中國哲學研究譯叢”，就是自覺認識到海外漢學家對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價值，而在這方面所做的值得關注的工作。
儒學的內容豐富而多元，傳統的四書不足以反映先秦儒學完整的思想譜系，但建構新儒學不只是經典的轉換，更重要的是賦予其新的思想內涵，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自由。何為自由？人們或許會有不同的理解，但自由無疑又具有人所共認的基本含義，或許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本原意義，比如自我意識以及由這種自我意識所引起的責任感，對一種合理合法秩序的期望與尊重，由道德原則或禮法所規定的人與人之間的界限，用雅斯貝爾斯的話說：“禮的各種形式使每一個體的人從中獲得確定、安全以及自由。”當然最核心的是個體權利意識。眾所周知，在儒學思想中，個體的權利意識有所缺失，但上述自我意識及責任感、秩序期待、禮法界限等卻是儒學思想的內在義蘊。儒學的這些追求在孔子身上有十分明確的體現，例如他所說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尤其是孔子欲恢復周禮，為此而周游列國，尋求諸侯重用以實現恢復周禮的理想，然而卻一再碰壁，最終不得不返回魯國，開門授徒，終老一生，但他卻知其不可而為之。無疑，想要恢復周禮這是一種保守的生活方式，但正如雅斯貝爾斯所指出的，孔子這種保守的生活方式，卻是以開放的自由思想所推動的。
雅斯貝爾斯對孔子的這個評價很獨特，一般中國學者從孔子身上看到的大多是其責任意識和使命擔當，但卻鮮有意識到其中蘊含開放的自由思想。此外，雅斯貝爾斯還將“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翻譯為作為形式實踐的禮最主要的目的是“自由與輕松”，這充分顯示中西方學者由于理論背景和視角的不同，對中國傳統古典人物的評價和文獻的解讀自然也會存在差異。海外漢學家同樣擁有西方哲學的理論背景，同時他們又面臨著自己所處時代的社會問題，在考慮如何解決時代社會問題時，他們轉向了中國傳統哲學。由于西方現代或后現代社會表現出的核心問題是價值的虛無主義和原子化的個人主義，不少海外漢學家驚奇而又興奮地發現，中國傳統哲學蘊藏著對治價值虛無主義和原子化個人主義的良方，比如羅思文的《反對個人主義》一書就明確指出中國傳統儒家對宗族或家庭的重視，而且羅思文和安樂哲兩位漢學家都重視儒家傳統中的角色倫理，他們無疑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理論特點，但其視角顯然又與雅斯貝爾斯不同。
而在上述兩種視角之間采取一種更為溫和的立場的，應該是美國漢學家萬百安，他在《早期中國哲學中的美德倫理與后果主義》一書中，對比了儒家和墨家的倫理思想，認為儒家是美德倫理學，而墨家是后果主義倫理學，并自覺為儒家美德倫理站隊，同時也呼應了羅思文的看法，認為儒家美德倫理可以為西方現代性之病疾提供一些對治的資源。但萬百安既看到了儒家思想之長，也看到了其短，即在制度建設方面的缺陷，所以他不僅著力闡釋了孔子和孟子的道德哲學思想，也以很大的篇幅考察了荀子的倫理觀念，因此他對儒學的理解相對就更為全面一些。這幾年我一直提倡“統合孟荀，創新儒學”，認為僅僅從孟子的角度理解儒家，是比較片面的，而且用偏于心學的孟子思想來概括儒家，也會走向空談心性而輕視禮法制度的偏頗之路。很顯然，海外漢學家們沒有我們的歷史包袱，更容易將孟子和荀子的思想綜合起來看，對孟荀沒有特別的偏好，不會有哪一個是儒家之正統哪一個是別子為宗之類的念頭。這為漢學家以中正平和的心態看待儒家人物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羅思文《反對個人主義》是以問題為先導對中國傳統思想所做的概覽性研究，而萬百安則是聚焦于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個案，在學派之間的鑒別與比較中，揭橥其中的深層義理及其現代意義。此外，海外漢學家也有將中國傳統哲學通史的梳理作為自己的志業的，比如劉紀璐的兩部著作，《中國哲學導論：從古代哲學至中國佛教》和《宋明理學：形而上學、心靈與道德》就是這樣的思想史作品，兩本書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國古代哲學史。劉紀璐的中國哲學研究以分析哲學的方法自覺見長，這就使得她的哲學史撰述清晰可讀，在概念辨析、邏輯脈絡和思想之間的承繼關系等各個方面，上述兩本書都能處理得井井有條，毫無滯礙之感。劉紀璐這兩本書的另外一個特點是，由于她并沒有將自己作為儒家或墨家或道家或佛教的代言人，這與不少海外漢學家以儒家自居，如上面提到的羅思文、安樂哲和萬百安，以及波士頓儒學的代表人物南樂山等，或以道家自居，如何乏筆，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在闡述各家各派的思想觀念時，往往會以客觀中立的理論態度對其中的義理進行深入剖析，這樣就更容易凸顯每家每派的思想特點，也能在客觀呈現各家各派思想觀念的同時，予以更為廣泛的比較研究。
中國傳統哲學內容宏富，儒釋道各擅勝場，而海外漢學在儒釋道各個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的“海外中國哲學研究譯叢”也選擇了一些漢學家在道家和佛教領域的研究著作譯成中文出版。其中，新加坡漢學家陳金樑的《道之二解：王弼與河上公<老子>注研究》是一部關于道家哲學的專業性很強的著作，其研究方法與國內學者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似的，不同之處在于陳金樑更多地運用了西方解釋學的方法。而安托萬·帕納約蒂的《尼采與佛教哲學》所運用的方法更偏向于西方學者的路數，在將尼采思想與佛教哲學進行深入比較的過程中，作者指出形而上學尤其是“存在”“自我”之類的概念是哲學家的一種虛構，此種虛構恰恰是現代虛無主義的理論基礎，尼采和佛陀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對此提出了批評，兩者都從關注“存在”和“自我”這些形而上學虛構轉向關注生命本身，只不過尼采對生命取肯定的態度，而佛陀則對生命取否定的態度，但兩者都主張以“偉大健康”的生活理念來對抗虛無主義。自由儒家的奠基，有必要兼容并蓄地吸收其他學派尤其是中國傳統道家和佛教哲學的合理成果，海外漢學在這方面的努力，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西北大學出版社“海外中國哲學研究譯叢”還將繼續推出一系列漢學家的中國哲學研究著作，其中包括由美國漢學家何艾柯（Eric L. Hutton）主編的《荀子哲學導論》一書，集中了對荀子有精深研究的海外漢學家所寫的十五篇文章，從荀子的禮、樂、人性論、倫理學和政治學等各個角度，全方位地考察荀子的思想。我很樂見這樣的作品中譯本問世，為我的主張“統合孟荀，創新儒學”提供更大的助力。同時，我也希望通過海外漢學家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持續深入研究，自由儒學能夠走向世界，為中西文明互鑒提供更多的對話和交流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