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文史的視角出發，無論是古典學還是語文學以及語義學（以下簡稱“三學”），都可以說是一門立足經典、關乎交叉與有機整全的學科。
從古典學（classics或classical history）的立意來看，它是對具有原創思想價值的古傳經典進行闡釋，涵蓋了文學、語言學、歷史學、哲學、政治學、考古學、法學、倫理學、邏輯學等具有人文乃至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研究領域。古典學肇始于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完型于19世紀的德國。中國視閾下的古典學基于自身文明的關懷，是對中國古典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等人類古典文明進行綜合審視的學科。西方的古典學伴隨著歐洲現代國家的崛起，起源于意大利文藝復興（古學復興）時期，成熟于19世紀的德國。1777年，就讀于哥根廷大學的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申請注冊“（古典）語文學”（studiosus philologiae）專業時遇到了一個尷尬的事情——當時尚未有與這一名稱接榫的學科。雖則如此，這位青年學者1795年出版的博士論文《荷馬緒論》陰差陽錯地成為具有開創意義的古典語文學之作。19世紀中葉以降，歐美乃至俄國的主要大學相繼創設古典學部門，以不同名目標舉這一在今天看來“為往圣繼絕學”的冷門專業，諸如德國的“古典語文學”，俄國的“歷史語文學”，英美的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就當時創設的情形看，這個西方語境下橫空出世的學科并不包括“東方學”（諸如文明古國流布的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以及中國等領地）。
就此而言，論及古典學的形塑，不能忽略的是語文學。這個一度被視為以傳統語言學為研究對象的學科，諸如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校勘學等，其實有著很大的輻射力和涵蓋力。語文學乃是一門十分古老的學問，“它起源于西方文明的古典時代，而作為一門以批評的精神，借助語言學、古文字學、抄本（手稿）學、文本對勘等科學手段來正確設定和解讀文本，特別是解讀《圣經》等宗教文本為目的的近代語文學，它的興起是近代人文學科賴以突破中世紀神學的束縛，建立起各自獨立、規范和科學的學術領域的基礎和標志。”（沈衛榮：《回歸語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頁）撇開這一眾說紛紜之定義的訴訟，17世紀意大利的維柯為給人文學科爭得一席之地而另辟蹊徑的“新科學”可為石破天驚（[意]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盡管其受制于語境，對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有著一網打盡的邊界模糊，但就其以“詩性智慧”將“人事之律”與“物質之學”劈成兩截的手筆做派來看，堪稱大寫了人文學（張寶明：《詩性智慧：一把解開“新科學”的鑰匙》，《讀書》2024年第11期）。這里，（民政的）政治學、（異教的）民族學、地理學、語言學、修辭學、文獻學、?？睂W乃至考古學統統歸在語文學的麾下，對“學者的虛驕”與“民族的虛驕”并由此導致的“訛見”進行了深入剖析與解構，也可以說是古典學的無聲支援。
正鑒于此，筆者在中西文明急需“對話”以及學科三大知識體系亟待建構的背景下，極力倡導以人文為主導的語義學工作。作為一門具有話語體系意義的交叉學科，人文語義學強調對經典或說元典的解讀與詮釋，力圖從中尋覓并煥發其歷久彌新的價值。批判性（反思性）、前瞻性等構成了人文語義學的理論預設或說觀念。進一步說，古典學、語文學與語義學都重視文本，且不約而同地將文本作為學術接續的根本依據乃至生成意義的源泉與生命。但相對于古典學，語義學更為強調觀念的演繹或說語義轉向中的人文性（史）。相對于語文學在文本中尋覓“來龍”，語義學則是在意義生成后追溯事發現場的“去脈”。從概念史的意義上說，雖說三者都是以關鍵詞、觀念詞為依托，但是關鍵詞則是語文學的基本抓手，而觀念詞則是語義學的基本依托。即是說，在三者立意歷史與文化背景的執念上，前兩者更注重“來龍”，后者更看重“去脈”。前兩者注重語詞尤其是關鍵詞的衍變，后者則是看重觀念詞的歷史與時代性的坐標點位。由此，語文學的語言、結構與實證，語義學對語言的裂痕、語境的差異、心靈的隔膜的深層打撈都顯示各自為政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張寶明：《人文語義學：一門關乎人類語際書寫的知識體系》，《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3期）。
不難看出，如果說交叉性是“三學”的外在特征，那么經典性則是三者的基本質素，這里我們最為關切的則是其中文乎其文的人文性。人以文弘道，道以文化人。在中國古典學問中，“人”“道”貫通。其實，不僅是中國，西方乃至世界的古典學也是萬變不離其宗的。如果說“道不遠人”的人文性是具有人類意義的語錄，那么《周易》中那句為我們耳熟能詳的文字則道出了關懷：“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賁卦·彖傳》）
“三學”接續經典。關于“經典”，在漢語中可以這樣理解，一是指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二是指宗教教義文本；三是馬列代表性著作。簡言之，古今中外，各個知識領域中代表性、典范性、權威性的著作，可以統稱為經典。其中，那些具有原創性、原典性、原始性的著作，乃是經典中的經典，屬于“源”意義上的（這是與“流”相對的），如中國古籍《老子》《論語》《莊子》《孟子》《金剛經》等等。當然，那些諸如《易經》《心經》也屬于此列。在西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代表作以及《圣經》《荷馬史詩》等等文字皆在此列。劉知幾在《史通·敘事》中言：“自圣賢述作，是曰經典。”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志四》中言：“祭祀之理，制于圣人，載于經典。”在這些前人的運用中，我們不難領略到經典的意蘊。當然《漢書》和《后漢書》也都有先例,只是后來者最更為接近我們所說的“經典”本意。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經”至高無上、高山仰止，具有無可取代的權威性、神圣性與永恒性?！栋谆⑼x》就有這樣訓詁：“經”是常識、常規、常道，以“常”為執。國學大師章太炎、劉師培也都認可“常”乃“經”的引申義。他們在追根溯源后這樣釋“經”：“‘經’者，本編絲綴屬之稱。”（章太炎：《國故論衡》，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79頁）原來，古代之“經”是用繩線串聯貫統。對此，劉師培與章太炎異口同聲：“蓋經字之義，取象治絲，從絲為經，衡絲為維……則為組織之義。”（劉師培：《經學教科書》，岳麓書社2013年版，第5頁）至于“典”字的意義，其在“常”之外還有一層準則、規則、原則的意蘊。這個字最早見于甲骨文，屬于會意字：由兩部分組成，上為“冊”字，意為串在一起的竹簡，下部是一雙手。“典”在這里除卻常道、準則、律規、法度的意蘊外，還有一層開元、緣起、始于的基本指向。鑒于一般是禮儀上用這個形式，有原始性、原創性的意義。于是“經”與“典”組合在一起，就有了我們所說的語義承載。
在英文中，經典可以用classics來表述，其中還有一個詞語scriptures，更多帶有教義經典的意味。經典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成為經典的作品一定是經過千錘百煉、大浪淘沙之后自帶光芒的文本。這里有一個古典學意義源頭與通識性流變意義的接續問題。它構成了我們今天所謂“經典”的“源”與“流”。要知道，文化的經典就像大江大河一樣，它們從古流傳到今，在每個拐彎處，都會留下無數珍寶，所謂的經典，當然就不可能只有源頭的那么一些東西。“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南宋時期的學問大家朱熹在《觀書有感二首》的詩句道出了源流的關系。唯其如此，才有大開大合之“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格局。與此同時，文化的河流所經之處，還有支流的匯入，那些最初看起來異質的文化，到后來已經跟原初的文化渾然一體分不出彼此了。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之融入中國，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而晚清以來涌入中國的西方文化之精髓，也已經構成了我們文化傳統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的閱讀經典，當然也應該包含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化典籍中饋贈我們的精神財富。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以及朱熹與陸九淵的著作，包括當代哲學家馮友蘭等，又都屬于“流”，但卻無一例外地成為經典。所以西方流行著“一部哲學史就是對柏拉圖的注腳”“西方2000多年的哲學史是對柏拉圖思想的注腳”等說法。這是英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懷特海的哲學著作《過程與實在》中表述的名句——“對構成歐洲哲學傳統最可靠的一般表述是，它是對柏拉圖學說的一系列注腳。”（[英]懷特海：《過程與實在——宇宙論研究》，李步樓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63頁）無獨有偶，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等哲學家的名著也都是“流”意義上的經典。到了現代，至于白話文誕生以來的“蕓蕓”名作將來能不能成為經典，那還需要經過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大浪淘沙后才能落定。
需要說明的是，在“經典”意義上，古典學、語文學與語義學的跨學科、交叉性都昭示著這樣一個命題：它們屬于整全、合體甚至可以說是“混沌”通體的人（文）學（問），尋求意義與秩序是它們共同的旨歸。這個旨歸在根本上也是對人之為人以及何以為人的殫精竭慮：如何斬獲符合人性的公理、大道、正義以使天地之間的人更有尊嚴乃是一條顫顫巍巍的文明幽徑。古奧典雅的文字始終是人類的止于至善的遵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虞書·大禹謨》）或許這十六個字，正是先人、今人乃至后人化解一切荊棘泥濘、坎坷險阻的不二心經。由南海與北海之“倏”“忽”而引發的疏忽招致了“渾沌”之死（《莊子·應帝王》），雖是一個寓言，但卻是一個不幸言中的預言：“古人之大體”之“不見”與“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學界由此開始了因裂變張力而來的彌合與整合。尤其是在近世以來，中西方都經歷了這樣一個權界紛爭的學案。從“四部”到“七科”這一近代中國的學科加速轉型就是進一步的典型個案。
歸根結底，“三學”皆為回歸之學，這個回歸不是倒回到原點，而是在元典中尋求根脈和來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早已為我們給出了答案。在這一意義上，回歸比超越更重要。古典學的詮釋、語文學的?？?、語義學的闡釋，都是在一個出發點上選擇不同的路徑尋覓經典的“復興”，以求原汁原味的初心。由此，我們才可以在經典的原創性及其與生俱來的人文性中找到本真。正鑒于此，人文學是人文史的別名，人文學乃是“三學”的共棲之所、應有之義。如同“思想史就是思想學的通約或說約定（俗成）的表達”的一樣（張寶明：《中國思想史學科主體性問題的再思考》，《史學理論研究》2022年第3期）。這里“史”和“學”有著共執的內涵，classical studies也是classical history另一表達方式。由此，我們有理由將古典學、語文學以及語義學這“三學”稱為“三史”。進而言之，“三學”有著人類共同體意義上的“尋求原則與模式”。當維柯將“理想的永恒歷史”作為尋求“新科學”的執念之后，荷蘭學者任博德以不分地域、國界的全球人文史作為學科書寫與構建的視野，無疑為我們構建人文學維度上的交叉學科提供可資借鑒的意義資源（[荷]任博德：《人文學的歷史——被遺忘的科學》，徐德林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張寶明，系河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