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集中反映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眾多思想元素中，其中就包括“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用明德引領風尚”“用優秀傳統文化正心明德”“在明德修身上煥發新風貌”。這些重要論述，充分彰顯了明德的現實重要性。
“明德”一詞源遠流長，從虞舜時的“舜重之以明德”“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歷經夏朝“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商朝“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乃惟成湯……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到西周“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時達到自覺，形成系統，逐漸具備了內涵豐富的價值意蘊。《尚書·君陳》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意思是說，祭祀神的谷物不具有芳香，只有光明美好的德行才是真正的芳香。這說明，在西周時期，人們認為光明美好的道德本身具有崇高而重要的價值。而它的價值在國家的政治生活、司法活動、人格養成、人才教育等方面，有著充分的體現，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閃耀著燦爛的價值光輝。
“勤用明德”的治世價值
《尚書·君陳》有言，“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就是說治世達到了最高的境界（“至治”），其濃郁的芬芳是會感動神靈的。而“至治”發出的能感動神靈的馨香源自何處呢？它并非源自祭神的黍稷，而是源自統治者的光明品德（“明德惟馨”）。《左傳》描述周人的明德觀云：“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這是對周時明德之治世價值的充分闡明和高度贊美。
中國古代對明德之治世價值的認識可以追溯到虞舜時代，但對明德價值的具體闡明，則是從西周初年才開始的。西周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及其姬姓貴族中的執政者，總結了西周王朝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粗野到文明的發展歷程和治世經驗，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重要思想，并把這些思想概括為“明德”觀念，明確提出治世要“勤用明德”，認為這是周王朝治世的綱要，也是對虞舜、商湯等歷史上明君治世智慧的繼承和發展，要求西周的各級官員及貴族子弟傳承這一治世智慧。被視為西周史詩的《詩經·大雅·皇矣》，敘述了周族祖先的開國史、壯大史，用“明德”贊頌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建國治世的功德?！渡袝?middot;周書》中《康誥》《梓材》《召誥》《多士》《君奭》《多方》《君陳》《文侯之命》諸篇都明確闡發了“明德”對于治世的重要意義。按照周公等人的闡發，“明德”治世觀念的主要內容有三方面，一是“敬天保民”，二是“修身律己”，三是“任賢使能”；“明德”治世的重要性在于“得天命”和“得民心”，其終極關懷就是享有天命、贏得民心、維持政權。
“明德慎罰”的司法價值
明德作為西周治世的核心，還包括一項具有獨特性的價值內涵，就是“明德”在司法活動中的作用，這集中體現在“明德慎罰”的觀念中。
“明德慎罰”最早出自《尚書·周書》，見于《周書》中的《多方》和《康誥》。周公在三監之亂后，向各諸侯國發布誥令，首次闡明了“明德慎罰”觀念。他表示，“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意思是說，上天不把天命賜給眾位諸侯，就是因為那時各國國君不能常常勸導人民，夏國的官員太不懂得保護和勸導人民，竟然都對人民施行暴虐，使得各項工作都無法順利開展；因為各國邦君的選擇，成湯代替夏桀做了君主，他慎施教令，是勸勉人；他懲罰罪人，也是勸勉人；從成湯到帝乙，沒有人不宣明德教，慎施刑罰，也能夠用來勸勉人；他們監禁、殺死重罪犯，也能夠用來勸勉人；他們釋放無罪的人，也能夠用來勸勉人。在周公看來，從商湯以來的殷代明君，都是“明德慎罰”的奉行者，周人也是這一傳統的繼承者。他要求各諸侯國的國君都要奉行“明德慎罰”的原則。
隨后，當封康叔于衛時，周公對康叔發告誡之詞，即《周書》中的《康誥》篇。其內容包括對殷商遺民的政策、對康叔的道德要求和治國的基本原則。特別突出地強調了“明德慎罰”。周公明確指出，“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意思是，偉大的先父文王，能夠彰顯仁德、慎用刑罰；不欺侮孤老、寡母，任用該任用的人，尊敬該尊敬的人，威懾該威懾的人，使百姓都明白他的德政，從而開始締造了我們小小的華夏，擴大了我們原有的疆域以治理我們的西部領土。
雖然周公沒有具體解釋明德慎罰的含義，但從上引的兩篇文告和《尚書·周書》所記西周的治國理念來看，所謂明德就是實行德政，關愛百姓生存；弘揚德教，引導百姓向善。所謂慎罰就是慎重使用刑罰，盡量減少刑罰，并把刑罰引導到勸人向善的宗旨上來。其實，“明德慎罰”就是通過把司法活動置于德治的范圍之內，從而切實發揮明德對司法活動的指導意義。正如《左傳》所解釋的：“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昭明德，而懲無禮也。”其后，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輔”“寬仁慎刑”等法理思想皆是對西周“明德慎罰”觀念的發展。
“自昭明德”的人格價值
明德觀念不但在治世、司法等政治領域有崇高的價值，而且對塑造理想人格具有重要意義?！吨芤?middot;晉卦·象傳》對此有明確論述。晉卦的構成是上卦離，象征太陽、光明；下卦坤，象征大地。卦象是光明的太陽升到地面上。依據此卦象，《象辭》的作者闡發了其人格修養的意義：“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意思是光明出現在大地上，普照萬物，所以稱為晉卦。君子應該效法此卦之精神，使自己已有的光明德性，愈加顯明。由此，“自昭明德”就成為君子修養的重要內容，君子人格的重要標志。
元初易學家俞琰說：“明德，君子固有之德也。自昭者，自有此德而自明之也。”他把“自昭”解釋為“自明”，而把《象辭》中的“明德”釋為“君子固有之德”，這其實是受了宋儒“人性本明”的影響。其實，《象辭》中這里說的“明德”，指的就是光明美好的品德。
《象辭》明德觀念的新意在于，它指出了明德對于養成君子人格的重要性，這無疑是對西周初年明德觀念的重大發展。
“在明明德”的教育價值
對明德價值意蘊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就是《禮記·大學》篇。《大學》是戰國時的一篇教育學著作。它通過總結概括“三綱領八條目”專門論述了如何教育培養人才。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于至善。”把“明明德”作為首要綱領提出，要求在教育中弘揚、培養學生光明美好的品德。進而使學習者具有新的人格，達到至善完美的精神境界。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序論》云：“《大學》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
《大學》不但在首要綱領中提出了“明明德”，而且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條目中，把“平天下”的含義解釋為“明明德于天下”。并在敘述中還引用了《尚書》中關于“明德”的論述：“《唐誥》曰：克明德”“《帝典》曰：克明峻德”。這就是說，所謂“平天下”，就是“明明德于天下”。由此，“明德”的意義就不僅如王夫之所云，是“修己”之事，而且還是“平天下”之事。
《大學》使明德觀念進入教育領域，使西周初年的“明德”的價值意蘊又發生了一次重大躍升。由于宋儒把《大學》從《禮記》中獨立出來，與《中庸》《論語》《孟子》合編為“四書”，作為育人的基本教材，使“明德”和“明明德”觀念廣為流傳，影響深遠，深入人心。宋以后流傳的明德和明明德價值觀念，主要是通過《大學》的普及化教育而形成的。今天我們知道明德、談論明德也是受《大學》的影響。
經過長期的歷史演進和積淀，明德價值日漸向諸多社會領域輻射和滲透，被進一步文化化、精神化，逐步內化為中華民族堅忍不拔的文化心理結構，至今仍能發揮強大的文化功能和精神動力作用，這也是我們今天發掘“明德”的價值意蘊、探索“明德”價值淵源的意義之所在。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資深教授、陜西省社科聯名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