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后期，在啟蒙運動的持續影響和歐洲大學制度的不斷變革中，文學、歷史、哲學等古老的學問終于蛻變為具有現代學術范式的新興學科。不過，就在民族語言文學、國別史等新興專業興起的同時，仍有一門以古希臘、古羅馬語言、文化、政治、經濟等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問在歐美大學傳習，那就是“古典學”。這門誕生于18世紀末的學問同樣是近代學術風氣激蕩下的產物，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與中世紀以來歐洲文明的差異性和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世界對于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高度興趣催生的既古老又現代的學問，而其發展過程始終受到現代語言學、史學、考古學、人類學、藝術學方法的影響。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幾代學者的努力，古典學在中國逐漸得以建立，尤其在最近十余年進入本土化的深層發展階段，出現了與傳統“古典學”相對應的“中國古典學”。一些高校設置了跨學科的“中國古典學”學科方向，多次舉辦“中國古典學”學術會議，以“中國古典學”命名的學術刊物也應運而生。“中國古典學”學術路徑的提出，反映出20世紀以來西方學術范式下中國古代文史研究面臨的困境，是在對中國本土知識傳統與現代學術范式之間的張力進行深入反思后重建自主知識體系的一種嘗試。
單一學科研究視野的局限性
20世紀初，中國大學的科系設置和學生培養模式試圖按照西方文學、歷史學、哲學、藝術學等現代學科的標準，從中國傳統知識資源中提取出不同的知識區塊，再以各自學科的視角和方法對相關區塊進行研究。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為例。作為學科和方法的“中國文學史”本質上是一個舶來品，是在歐洲民族文學史編纂風潮和大學文學學科體制的影響下形成的新型研究和書寫方法，其所謂“文學”（literature）根植于18世紀以來的浪漫主義文學觀，韋勒克將其核心概括為“審美化”和“民族化”。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所謂“純文學”觀念最終成為主導中國現代大學文學課程的主流觀念。
百余年的文學史教學與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重塑了人們對于中國文學發展歷程的認識，究其大致可以概括為兩點。其一，是對神話、戲曲、小說等俗文學文體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1902）提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王國維《宋元戲曲考》（1912）則以元曲為“一代之文學”，曾經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書”“野史”一變而成為“名著”“經典”，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二，是對文學與經濟、政治、地理、科技等外部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有了深刻認識，文學研究從一種感悟、體驗式的個人愛好轉變為注重系統性、學理性的專業工作。120年來，數千種通代、斷代、分體、主題、地域文學史持續涌現，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當然，隨著文學史研究的深入，其在方法、視野層面的局限也不斷暴露。文學史強調歷史的連貫性和因果關系，而我們的研究對象往往是殘缺、零亂的斷簡殘篇，經歷過難以想象的、充滿各種偶然性的傳播過程，基于這種文獻現實的文學史研究具有多大的可信度，早就引起學術界的質疑。對于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來說，問題尤為復雜。
首先，中國本土“文學”觀念與literature之間存在相當程度的差異，既表現在文體層面，也表現在觀念層面?；跉W洲文學發展歷程，西方學者認為，“文學藝術的中心顯然是在抒情詩、史詩和戲劇等傳統的文學類型上”。如果以此為標準，中國文學將不得不成為一種既“晚熟”又“跛腳”的文學。20世紀初的中國學者就曾為漢語文學何以缺乏長篇“史詩”而深感焦慮。正是為了消除這種焦慮，朱光潛先生提出中國文學的“表現”傳統，將其與西方文學的“再現”傳統相對應；旅居海外的陳世驤、高友工等則以“抒情傳統”標舉中國文學的獨特性，盡管無論“表現”還是“抒情”，其理論淵源仍來自歐洲文學傳統。至于觀念層面，中國古典詩文強調載道與征實，而西方近代文學觀強調抒情性和虛構性，基于后者的文學史觀無疑會對中國本土文學傳統造成一定的遮蔽與扭曲。
其次，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大量概念均由中、日學者從西方翻譯而來，部分概念使用了漢語中已有的名詞，但其內涵已有所差異，比如“作者”與author、“寓言”與fable、“小說”與novel、“諷喻”與allegory、“抒情”與lyric等，這也造成我們對中國文學史認識的若干誤區。
最后，在以“文學”這一現代學科范式對接傳統四部之學時，研究者的視域往往被限定在所謂“集部之學”或“辭章之學”的范圍中，而中國古典詩文傳統，也包括小說、戲曲等俗文學均與經史之學關系密切，研究者知識領域的自我設限難免造成中國文學研究中若干重要的概念、現象成為“無源之水”。四部文獻都被從他們曾經生長的土壤中攔腰截斷，在不同學科的解剖臺上接受新的命運。傳統文化的完整性及其原有結構被徹底分解，毛亨、鄭玄、孔穎達、朱熹這些曾經和《詩經》密不可分的名字在中文系的《詩經》課上幾乎絕跡，而中文系的“王安石”和歷史系、哲學系的“王安石”也都僅僅成為“王安石”的一個側影。至于那些不幸落在現代學科范圍之外的文獻，無論它們曾經具有何等的經典性，都被掃入歷史的塵埃。《公羊傳》《穀梁傳》《儀禮》《周禮》等典籍和大量的傳記注疏由此成為現代學術的“棄子”。
古典學為學術提供新的研究向度
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來說，是不是可以放棄現有學科范式，重新回到傳統“四部之學”的格局呢？事實上，學術界不乏這樣的嘗試，其中成就最大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學研究的復興。在“傳統文化熱”“國學熱”的鼓舞之下，學界重新認識到經部文獻的重要價值，大量人文學者投入這一領域的研究，在基礎文獻整理、經典文獻闡發、經學發展歷史梳理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增長點。只是由于缺乏學科體制的支撐，相關學者只能以語言學、文學、文獻學、學術史、思想史等名義在文史哲科系中勉強尋得生存空間，不僅在發表、立項等現實層面面臨重重限制，在學理層面也存在不少混亂。為了學科的健康發展，不少學者主張設置“經學”學科，使其獲得更充分的發展空間。
不過，傳統經學家多強調“治經之學”和其他學問有所不同，其在立場上強調以維護文本的可信性和權威性為前提，即便是宋以來出現的“疑經”傳統，也是以維系圣人的權威性為前提。無論“廢序”還是“尊序”，“佞漢”還是“佞宋”，在“尊經”“崇圣”的問題上則別無二致。在傳統社會，這種學問對于世道人心的維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一個經歷過啟蒙、理性洗滌的現代社會，人們的價值觀念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不可能再基于一種不證自明的知識信仰來閱讀、研究這些經典。如同陳壁生所指出的，傳統經學早已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消亡，經學勢必要在現代學術范式中找到新的出路。同樣，傳統的集部之學旨在訓練士人的古典詩文鑒賞與寫作能力，而在經歷白話文運動之后，這樣的需求顯然難以再成為社會主流；詩話、詞話、詩文評、小說評點等表達方式也難為現代學術體系所完全接納。無論我們是否愿意，傳統的“四部之學”已經不可能在一個國際化和現代化的學術體系下復活，古代文史研究必然要在傳統知識資源和現代學術體系之間找到一個新的平衡點，而“中國古典學”的提出正是基于這一考量而做出的嘗試。
作為一種現代學術，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對象是傳統的“四部之學”，也就是基于中國目錄學傳統而建立起的一整套知識體系。因此，中國古典學絕不是古代漢語、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史、中國哲學等現代學科方向的簡單疊加，我們需要討論的也不是唐詩或《紅樓夢》是否屬于古典學，如果一種知識已經在現代學科體系中得到充分而有效的研究，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疊床架屋，再給他戴上一個“中國古典學”的新帽子。
中國古典學處理的應當是現代學科體系無法解決或者是未能充分關注的問題。就研究方法和話語體系而言，“中國古典學”遵循與文學、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一樣的基本范式，包括研究者主觀立場的懸置、對于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的自覺區分、對于史料真實性的質疑和考據、對于論證的邏輯性要求和方法的規范性等。然而，就研究視野來說，中國古典學不再強調對于研究對象現代學科屬性的切分，不再將相關現代學科的立場與方法作為研究前提。恰恰相反，它尊重中國古典文明的自身結構，并試圖在這一結構中理解其豐富內涵。在這樣的研究中，對于此文明之結構及其內在關系的關注甚至超過對具體個案的關注。因此，不僅經部文獻會在中國古典學研究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傳統的史、子、集部文獻也將在“中國古典學”的視域中獲得新的研究向度。我們的問題將不僅僅是漢魏文人詩發展的原因和成就，而是“詩人”“作者”“緣情”這些概念最初如何在經學闡釋中得以建構，又如何促成了漢魏士人詩文寫作的新變；不僅僅是韓柳古文的風格特征抑或儒學思想，而是作為一個唐代士大夫的韓愈為何要選擇“古文”這種文體形式來復興其儒學理想。
不必諱言，中國古典學的研究范式離不開西方古典學的影響，但基于中西古典知識體系的自身差異，中國古典學的建立更需要基于本土知識傳統，在充分發掘自身概念、理論和話語資源的前提下，加強與西方古典學界的交流與對話。中國古典學的建立并不是要取代文、史、哲、藝等現代學科體系，如何在現有的學科格局中為中國古典學找到一種合理而有效的發展方式，是對學者和學術管理者的考驗，也是時代留給當代學人的一張充滿挑戰的問卷。
作者：程蘇東，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