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經史傳統”，學界有不同認識。有人用它來指稱清代學術中經籍整理、文獻辨偽、史實考訂、書志編纂的學術傳統，這樣理解顯然過于狹隘。有人會把它視為經部之學和史部之學的總和，這種理解望文生義。顯然，經史傳統的“經”不能直接理解為傳統意義上的經學；經史傳統的“史”也不能簡單粗暴地看作現代所謂的史學。經史傳統和經學、史學密切相關，但并非二者的簡單拼合；經史傳統當然要靠經部、史部的典籍來承載，但又不是作為典籍的經書、史書所能直接呈現和完全呈現的。
如果把“經”理解為經籍，把“史”理解為史書，經史傳統首先是指經與史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緊密關聯的發展歷程。中國經學的起源一般追溯到孔子。孔子“點史成經”，通過搜集、整理和裁斷三代的歷史遺存開創了六經，從而成為中國經學的唯一源頭，奠定了中國思想的共同根基，塑造了中國文明的基本品質。
司馬遷“融經入史”，考信于六藝，折中乎孔子，闕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在繼承、消化和轉化六經傳統的前提下開創了中國正史的基本體例，創制了中國歷史書寫的基本模式，也形塑了中國歷史認知的基本視野。此后，從《漢書》《后漢書》到《明史》，歷代官修史書雖然各有損益，但是無不沿用。透過這一事實不難發現：中國的文明理想是孔子借助三代的歷史才得以初步闡發。對三代歷史的詮釋形成的價值信念和文化觀念，又構成了中國歷史觀的核心和要義。
如果把“經”理解為儒家經典，把“史”理解為歷史本身，經史傳統的第二層含義就是經典的理想性與歷史的現實性之間的巨大張力，以及它所轉化出的精神活力與歷史創造力。以六經為核心的經典世界，究其本質是一個價值世界，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價值理想，它既對現實的歷史有著批判的意義，又不斷生成對歷史的規范性力量，進而將其精神融入滾滾向前的歷史進程之中。
《春秋》成書于世卿世祿制的東周末年，解釋《春秋》的《公羊傳》卻說“世卿，非禮也”。這里所說的“禮”，顯然不是春秋時的禮制，而是理想中的禮制。這顯然是經學價值觀理想性、批判性的表達。譏世卿邏輯上必然導向倡選舉，或者說漢代以后倡選舉邏輯上關聯著《春秋》譏世卿。中國古代選舉制度經歷了察舉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并從隋唐沿用至清末，其理論根源很難不追溯到《春秋》譏世卿。
經史傳統的內在張力，不僅體現在經典世界對歷史進程的批判和范導，也體現在歷史進程對經典系統的豐富和完善。經孔子整理而成的六藝經戰國至秦漢產生了大量的傳、記。這些傳、記的內容，因撰述者的歷史境遇，呈現出各自的時代風貌。五經立為官學之后，一方面要直面政治和社會等各方面的問題，另一方面又存在內部的今古文學派競爭和各自學說整合的需要。兩者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漢唐經學發展的基本動力。
而《五經正義》的形成，可以視作由漢魏至隋唐歷史文化結晶沉淀后進入經典系統的成果。它反映了中國文明在其社會建制方面極其質樸莊重的一面。隋唐以后，舊的經典系統已然無法應對新的問題，兩宋儒者為了重建心靈秩序和政治秩序，于五經系統之外又建立了四書系統。四書系統的建立，不是儒家憑空的創造，而是中國歷史“轉向內在”的標志。自此以后的宋明時代，中國文明高度發展了其體現于精神世界中極為細膩優雅的一面。
此外，經史傳統還有第三層含義。它是指存在于經典之中，但需要在歷史進程中受到時代變遷的激發才能展現出來的創造性闡釋的思想潛能。這些潛能一旦被激發出來，就會成為經典中由隱而顯的文明特質，成為歷史中生生不息的精神之火。
試舉例：《春秋》本來依托周末文敝、禮壞樂崩的歷史。但是，經歷戰國到秦漢的變遷，《公羊傳》通過對經文“元年春王正月”的創造性詮釋，揭示出“大一統”這個《春秋》第一義。經過董仲舒等漢儒的不斷闡釋，“大一統”的內涵日漸豐富和飽滿。它包含了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張大一統：時間上強調兼采和融貫不同歷史階段所形成的政治傳統；空間上強調包容和轉化不同地域和族群因其歷史差異而形成的不同文化傳統。自此之后，“大一統”就不僅僅是經學義理，也是歷史精神。
從經史傳統再出發，就意味著古典學不能簡單等同于“國學”。“國學”與西學相對而言，強調對中國固有的典籍與文化進行研究。古典學研究的對象是作為整體的古典文明，其研究進路則借助于核心經典的重新闡釋。即便我們只從事中國古典的研究，也需要對其他西方有起碼的了解，需要構筑起一個從事文明研究所需的整全視野和比較視野。
對于古典文明的研究，不可能平行地看待各個種類的典籍，只能是以經史為中心向子集輻射。對于古典文明的研究，也不可能等價地看待各個時期的典籍，只能以經史傳統的形成期為中心向其他歷史時期輻射。古典學雖然沒有特別清晰的邊界，但是卻有特別明確的中心和邊緣。古典學的各部分之間不是并列關系，古典學的方法更不是各種現代學科方法的疊加。
從經史傳統再出發，就意味著古典學不能被簡單等同于“解釋學”。解釋對于經典固然重要。但是，解釋之于經典的形成，既非必要條件，更非充分條件。并非所有的解釋都會形成經典，也不是所有經典的形成都依賴于解釋。從表面看，經史傳統和解釋傳統似乎就是對同一事物的不同稱謂，但其實質并非如此。解釋學僅僅關注解釋行為本身，而古典學卻關注解釋所連接的經典和歷史。
換言之，各種解釋都在解釋學研究的范圍之內；但并非所有解釋都會在古典學中得到同等的重視。作為古典文明研究，經典和歷史既是思考對象的兩極，也是衡量解釋的兩個相互交叉的標準。古典學會選擇性地關注因其切中根本問題而成為“新經典”的解釋，或者因其理論成果產生了社會行動生成社會建制從而創造了“新歷史”的解釋。
從經史傳統再出發，還意味著古典學不能被簡單等同于“古代學”。流行的看法是：只有綜合運用文史哲的方法才能達到全面研究古代的目的，所以才需要建設中國古典學。這種認識對于古典學的性質、目的、意義都存在誤解。就其性質而言，古典學是對文明問題的探究。之所以把文明研究的重心放在“古典”，乃是因為各大文明在古典時期已經發展出它的基本要素。
今天建設中國古典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古今中西交匯的大視野中，理解自身文明屬性和文明特質。古典學的意義不在于更為全面更為細致地掌握關于古代的知識，而是要建構一個整全的文明視野。這種文明視野無法通過綜合文史哲的古代研究而獲得。這種文明視野的獲得也無法取代現有的文史哲的古代研究。但是，它可以影響、刺激，甚至引領現有文史哲的古代研究。
古典學和各種“古代學”最大的不同在于，古典學研究“古典”，卻不是面向過去，而是面向當下、面向未來。經史傳統不是一個封閉的傳統，而是一個開放的傳統；不是一個僵死的傳統，而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傳統；不是一個只存在于過去的傳統，而是一個向當代和未來延伸的傳統。從經史傳統再出發，建設中國的古典學，既是建設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需要，也是完成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使命的需要。
作者：李長春，中山大學哲學系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