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與古典學（classical studies）相關聯，兩者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無論是西方古典學還是傳統經學，今天都面臨如何走向現代的問題。西方所謂的后古典學，便已折射了這一點：它不滿足于僅僅關注文獻考證，而是要求從思想層面去理解古代的經典?，F代經學同樣涉及這一方面。具體而言，首先需要注重承繼傳統經學中實證性的研究，前面所提到的訓詁、考證以及?？钡染哂袑嵶C性的內容，與近代科學有相近之處，這一方面無疑應當加以延續。事實上，“五四”前后已有一些學者在這方面做了系統整理，我們要將之作為值得珍視的傳統遺產來加以繼承。從經學的意識形態內容來說，則需要具體分析。在這一方面，經學既包括普遍的價值意義，也具有歷史的限定或歷史的品格。就普遍的方面而言，傳統經學中包含規范系統，關乎人們應該怎樣立身處世、如何在社會中生存、怎樣建立和諧社會關系，等等，其中內含現代依然需要關注的內容。在人道觀層面，傳統的經學闡釋了儒家的仁學思想，而仁道觀念則以肯定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為核心。這一類的價值觀念和規范體系，在今天依然具有引導意義。當然，應當看到，傳統經學也有其特定的歷史的限度，在社會層面，它所肯定的尊卑、等級關系，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規范，無疑已不適合現代社會的運行，需要加以揚棄。
這里同時涉及經學的歷史源流。以五經、十三經的歷史文本為依據，經學具有前后承繼、衍化的特點，這同時體現了其思想之流，而宗法制度的長期存在以及政治上大一統的需要，等等，則構成了經學衍化的歷史之源。從漢代的獨尊儒術、唐代以《五經正義》統一經學闡釋，到近代今文經學的復興并以公羊“三世說”與進化論的結合為改制提供依據，等等，都展現了經學與歷史時代的關聯。從更廣的視域看，前述經學在價值規范系統方面的歷史限定，既與經學的思想之流相關，也有其歷史的根源。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現代意義上的經學與今天方興未艾的文明研究也相互關聯。事實上，經學研究也可以從文明的相通性這一點來加以切入。傳統的西方古典之學后來逐漸走向了文獻詮釋與神學等義理統合，從而超越了單純的文獻梳理，經學也具有相近的取向，它并非僅僅限于對傳統經典文獻的考證。中國的經學不同于埃及學（Egyptology），作為古代文明，古埃及文化已經消失，埃及學主要便以研究古埃及文明的語言、文字、歷史及文化藝術為指向，其研究對象主要是過去的歷史。經學則在今天依然還有現實的意義，其內容有別于歷史的陳跡，這與埃及學以逝去的文明為對象顯然不同。事實上，現代意義確乎構成了經學研究的重要方面，而這種意義又與文明的發展聯系在一起。
具體而言，可以考察中國經學中與現代相關的內容。以禮學（《周禮》《儀禮》《禮記》）來說，其意義關乎規范系統：它從不同方面規定人們應如何按照一定的準則去立身行事、怎樣在社會中去處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等等。這些規定在今天的生活中依然有其作用，當然，其中一些方面應當揚棄，另一些內容則需要延續。從哲學意義上說，若對規范系統作進一步細致研究，還涉及如下問題：規范是如何形成的？其根據是什么？等等。盡管禮所內含的規范的歷史內容，如長幼有序的具體要求，喪禮、祭禮的特定流程，具有一定的時代印記，需要克服和揚棄，但從理論的角度來看，其中包含的關于規范性根據、社會功能等方面，仍可以再分析和研究，一些內容也依然具有積極意義。
經學包含多重文獻。以《尚書》而言，這一經典本來是各種政治文獻的匯集，其中包含不少關于政治哲學以及如何治理社會的觀念。《尚書》政治觀念之一是對民的注重，“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尚書·泰誓》）便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其中也體現了注重民眾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這一觀念。作為十三經之一的《孟子》曾對此做了發揮，其中的闡釋表明，以民為本并非與現在說的民主完全相對。孟子的學生曾問他關于從堯到舜的權力更替是不是體現了天的意志，孟子明確對此作了否定，在他看來，這一權力轉換是“民受之”“民從之”的結果，也就是說，廣大民眾的接受，是政治權力轉換合法性與正當性的依據。以上思想蘊含于古代的傳統經典之中，它從一個方面突顯了經典的現代意義。可以看到，經學的現代意義，是實實在在的，它不像埃及學那樣僅僅關乎以往的東西，而是考察現在依然在塑造和影響我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東西。
同樣，經典中的《詩經》一方面包含與“思無邪”相關的文以載道的觀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獨特的審美觀念，包括藝術的創作方式。《周禮》曾提出“六詩”之說：“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其中 “賦、比、興”，涉及藝術創作的方式，在今天依然有其意義。關于“賦、比、興”問題，從古到今都有不同理解，這里不妨作一簡要解釋。就“賦”而言，其實際含義是賦予，從思維路向看，它的特點在于從人到對象，也就是說，人賦予對象以意義。就審美的領域來說，自然對象在本然層面上是沒有意義的，只有通過人的審美觀照、審美藝術創作才能獲得其意義。“興”與興發相關，《文心雕龍》在談到“興”時，曾認為，“興者，起也”，亦即相關對象引發人的思緒，其進一步的討論則引向對象所引發的藝術、審美的情感，一方面，情感因物而激發，另一方面，廣義的精神也由此激蕩；“比”則是比較和比喻，它關乎主體與對象的互動，并由此抒發人的情感，其中既關乎從物到人的作用，也涉及人對物的反應。
從現代角度討論經學，同時需要有情感認同與理性分析相統一的立場。情感認同意味著經學不能僅僅被視為認知的對象，而需要確認其深沉的價值內涵；理性分析則不同于簡單的回護和衛道，而是從變化的歷史背景及理論的得失，考察其意義。此外，在研究過程中，一方面要繼承經學中實證性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以此考察以往的歷史文獻；另一方面又應當體現當代的理論視域，包括文史哲各個學科的相互溝通、運用不同領域的理論進行學理的觀照、深入揭示其內在的意涵。在價值觀念層面上，既要揚棄帶有特定歷史印記的規范系統，也應汲取其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要求。要而言之，現代意義的經學并非僅僅是對歷史的承繼，它具有立足當代、面向未來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