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三者關系可以描摹出一幅百年來中國哲學發展的圖景。以“哲學”“中國哲學”這樣的現代學科劃分來闡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僅有100來年，始自1898年京師大學堂設立，1906年王國維倡導開設哲學學科并設定以“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為主的課程體系。當時，王國維主要使用從日本引入的哲學思想，而日本使用的則是明治維新之后引入的西方學科體系，將philosophy翻譯為“哲學”，并運用西方哲學的問題與方法來建構中國哲學史。1916年，謝無量借鑒日本的研究寫作了《中國哲學史》。差不多同時間，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寫作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并以之為基礎于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對于中國哲學史學科而言具有里程碑意義。
中國哲學史作為一個現代學科，從創建起就與西方哲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發展過程中也長期以西方哲學為參照和標準。如果拋開地域上的“中國”與“西方”，二者均是“哲學”這一學科，卻又存在極大的差異。因此，在過去100多年中，曾多次掀起中國哲學與哲學之關系、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熱潮。除了純學術討論，熱潮中還充溢著民族性與世界性、中與西、保守與開放、傳統與現代等近代以來的探索和爭鳴。這屬于“中國哲學”與“哲學”的關系，或者用馮友蘭的話來講是“中國底哲學”與“哲學在中國”的關系。
“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的關系則較晚被看到。一般而言，哲學史與哲學密不可分，尤其是中國哲學體系的建立，或者說，作為現代學科的中國哲學的發現，就是在對漫長歷史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考索、摘取與重構。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就是中國哲學，即在以經史子集系統為主的傳統文化中探尋屬于哲學的思想。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中國獨立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哲學研究者，對中國哲學史各個分期都有了非常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礎上，自然發展出對哲學體系的追求，即從對中國哲學史的探索到哲學體系的建構。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科技進步加速了全球化進程，社會文化各方面都開啟了新局面，無論是個體生命的安頓，還是世界格局的調整，都在呼喚能回應當代問題的新的哲學體系和價值系統。
在中國哲學史的寫作過程中探尋中國哲學，這是中國哲學史學科早期的特點。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中國哲學史”著作的書寫，與“中國哲學”的發展密不可分。這一點是中國哲學作為現代學科發展的獨特之處。一般來說，“史”是對事物發展歷程的記述、回顧和總結，所以“史”總是滯后于事件本身，西方哲學與西方哲學史的關系就是如此。20世紀初“哲學”被引入中國，首先面對的不是哲學體系的建構，而是對中國固有的歷史思想資源進行“反向格義”。這與漢代佛教傳入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佛教傳入是其融入中華文化的過程，是以中華文化本有的思想概念解釋外來文化。百年前西方哲學的傳入，則是以全新的學科系統、思維方法、問題意識、概念定義重新選取、詮釋、組織、構建中國本有思想的過程。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是對經史子集中與哲學研究內容相關的部分進行整理詮釋，另一方面是挖掘其中的哲學問題、邏輯方法，并對其進行體系建構。
中國哲學史的早期寫作，大體上也是沿著以上兩個方面推進。前面提到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因胡適受美國實用主義影響，寫作時著重邏輯學與實證主義，造成該書內容與中國思想存在錯位，其視角與方法是哲學，但還不夠中國哲學。這之后不久的20世紀30年代初，馮友蘭出版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影響最為深遠。馮友蘭將中國思想中與宇宙論、本體論、人生論、知識論等相關的內容選出，構建出各部分緊密相連的哲學體系。這就囊括了對中國思想進行整理詮釋、體系建構兩大方面，以歷史的縱向發展為線索建立了中國哲學史的整體規模。與此縱向的歷史脈絡不同，張岱年在1936年完成的《中國哲學大綱》則是以橫向的哲學問題為綱來建構中國哲學，全書分為上部宇宙論、中部人生論、下部致知論，全面地分析了中國思想中的哲學問題、概念范疇及其發展演變。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哲學在中國哲學史的書寫中建立起來，在方法上主要受以英美為主的西方哲學影響，但前輩學者始終堅守基本原則，即中國哲學首先是哲學，中國哲學史首先是哲學問題的發展史。中國哲學作為一個現代學科，自建立起，就是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而非哲學中某個門類，它包含哲學中所有根本性的問題，是中國文化對宇宙、人生根本性問題的獨特解答。中國哲學在關注的哲學根本問題上具有普遍性，在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解答上又具有獨特性。
新中國成立以后，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主要由教育部統編中國哲學史教材，寫作主體由個人轉為集體創作，作為教材使用范圍最廣的是由北京大學哲學系編寫的《中國哲學史》。其寫作中廣泛加入了馬克思哲學思想，這為中國哲學研究和中國哲學史寫作增加了新的內容和挑戰：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如何在中國哲學中觀照和回應以馬克思唯物論及現代科學主義為主流的社會現實？此時不單是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問題，更凸顯出了傳統與現代的問題，即擁有悠久歷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扎根于當代、直面當下問題、回應現代人的困惑，而獲得自身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20世紀80年代至今，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中國哲學學者，中國哲學史研究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極大的推進，并具有更強的國際影響力。傳統與現代、新時期的民族性與世界性問題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中國哲學在方法、視野、問題意識、研究深度與廣度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也呼喚著能夠更好總結中國哲學當下發展、展現中國哲學思想特色、體現中國哲學研究高度的“中國哲學史”著作誕生。
郭齊勇主編的《中國哲學通史》、張學智寫作的《中國哲學概論》等著作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立足當下中國哲學研究的高度，繼承中國哲學史書寫的歷史傳統，并做出研究方法和思想深度上的推進?！吨袊軐W通史》多卷本的撰寫，全面立體地展現了中國哲學從先秦到清代的發展歷程，方法上超越了以往的寫作范式，尤其注重在吸收和借鑒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突出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張學智的《中國哲學概論》根植于北京大學的中國哲學史傳統，將馮友蘭縱向的歷史脈絡與張岱年橫向的哲學專題結合起來，開創了十字交叉的書寫方式。在內容上，該書突出中國哲學的特點，同時也強調哲學問題的普遍性，將民族性與世界性、特殊性與普遍性融為一體。中西方哲學在哲學根本問題上是一致的，這也是百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哲學研究者堅定的信念和努力的方向。
要言之，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與寫作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主體性重建。中國哲學史的書寫反映出，近代以來中國學者在中西文明沖突的背景下，逐步從對外來哲學的接受、批判到最終建構具有主體性的中國哲學體系的過程，展現了中國哲學在文明對話中的自覺與自信。二是辯證審視中西哲學差異。隨著中西方學術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國哲學史的寫作既不是以西方哲學作為基本參照系，也不是簡單拒斥外來文化、強調以“中”解“中”，而是吸收借鑒西方哲學的最新成果，同時注重發掘和凸顯中國哲學的內在邏輯和文化特性。三是體系化與專題化相結合。在繼承傳統縱向歷史敘述的同時，也在不斷深入探索橫向的專題研究，把對哲學問題的歷史發展脈絡梳理與對哲學基本理論形態的分析有機結合起來。四是回歸原典與現代詮釋相結合。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者堅持對古代典籍進行全面掌握和精細解讀，同時力求在傳統哲學資源中提煉出符合現代社會和時代要求的哲學思想。
當代中國哲學史寫作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返本與開新并進，旨在構建一套既符合哲學普遍規律又充分體現中國哲學特色的書寫范式。“返本”，既是繼承近代以來馮友蘭、張岱年等先輩開創的中國哲學研究方法，又是致力于回歸中國文化的源頭，發掘其深層的精神內核。“開新”，是今天的中國哲學史寫作不再以某種方法、體系來格義中國哲學，而是構建具有中國哲學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由此，中國哲學中的“中國”和“哲學”共同獲得了凸顯，中國哲學研究也正向著更深入的理論層次和更廣泛的國際視野發展。
作者：李春穎，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儒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