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為本”是中國政治哲學的主流和底色，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突出標識。但“民本”概念的內涵是什么？其價值何在？這一直是學界尚未講清楚、弄明白的問題。
一、何為“民本”？
何為“民本”？李存山先生認為，儒家民本思想主要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是人民的利益是國家和社會的價值主體；二是君主的權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擁護才能鞏固。（參見李存山：《儒家的民本與人權》，《孔子研究》2001年第6期）盧向國強調“民本”一詞，是對“重民”“貴民”或“民貴”以及“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等一類思想的簡單概括。（參見盧向國：《溫情政治的烏托邦——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機理研究》）
“民本”，是“以民為本”的簡稱。由于《尚書·五子之歌》的成書問題備受學界爭議，我們目前只能說，“民本”作為術語在“三代”時期沒有出現，這與它是中國固有之觀念是兩回事。據文獻記載，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了“以民為本”的理念?！豆茏?middot;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人”，指庶民、百姓。管仲認為，民眾是推行王霸之業的根本；民眾治理得好則國家鞏固，民眾治理得不好則國家危險。
又《春秋穀梁傳·桓公十四年》記載：“民者，君之本也。”民眾是國君執政的根本。晏嬰說：“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卷四）卑微而不失去尊嚴，委曲而不失去正理的，是以民眾為根本。劉起釪先生說“民本”一詞非先秦所有。（參見劉起釪：《古史續辨》）但從以上記載看，民是國之本、民是君之本的思想觀念，在春秋時代已經萌生。（老子說“貴以賤為本”，“貴”指國君，“賤”指庶民，亦可看作是春秋時期民本思想產生的例證。）換言之，“民本”雖然是近現代學術界借用的翻譯語，但以之歸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征，并不是沒有文獻依據的鑿空之論。
張分田、張鴻強調把《尚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作為詮釋民本內涵與外延的理論基點。［參見張分田、張鴻：《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內涵與外延芻議》，《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但《五子之歌》很可能是偽作，乃魏晉時期學者輯補、編纂而成。“民本”作為概念或專用術語，在“三代”時期沒有產生。筆者認為，“以民為本”觀念是在春秋時代出現的。因此，“民本”內涵，應依據春秋時期的文獻記載來解讀。
“民本”的最初含義有二：一是“民為國之本”，即從國家層面看，民眾是立國的根基。民眾是社會生產的主要承擔者，是抵御外敵入侵的主體力量。只有百姓生活富足，國家才能安定，民眾是關乎國家興衰成敗的決定性力量。二是“民為君之本”，從君主層面看，國君掌權必須得到民眾的支持，得民才能得國。“民本”強調在位者要充分認識到民眾的重要性，將百姓置于基礎和根基的地位，進而安民、恤民、利民、富民、教民。
民本主義強調“君為民而設立”，（《左傳·文公十三年》：“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具有普適性的政治價值。崔宜明先生指出，“民本”是指無論是誰在統治、以何種方式統治，其統治宗旨、施政原則都應該以民眾的利益為根本，而無關乎政治制度。［參見崔宜明：《政治倫理與倫理政治——析傳統民本思想的理論困境》，《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民本思想規定了國君執政的總體方向，即國君的一切政治決策和行為，皆應指向增進百姓的福祉。
二、民本思想的恒久價值
民本思想是代表社會下層民眾利益的學說，但權力掌握在國君手里，導致它難免帶有空想的成分，因此學界不少學者質疑或否定民本思想的價值。例如：馮天瑜先生指出，民本不過是君主專制的“裝飾品”。（參見馮天瑜：《近代民主主義的民族文化淵源》，《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余少祥先生否定民本思想在現實社會的實際存在，他認為古代民本思想只是一種社會理想，處于“應然”而非“實然”狀態。（參見余少祥：《中國民本思想，“實然”還是“應然”？》，《中國圖書評論》2012年第11期）錢海先生強調民眾利益在現實中不可能被放在最高位置，“以民為本”更多時候淪為一種空洞的政治口號。［參見錢海：《民學：傳統民本思想的當代轉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盧向國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明君、賢臣在位的條件很難具備，這決定了民本思想的烏托邦性格。（參見盧向國：《論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烏托邦性格》，《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在李憲堂先生看來，民本主義雖然不乏其對抗暴政的精神，但絕對不含否定或批判君主制的因素；它是君主制政治自我制約、自我完善機制的一部分，是專制政治機器高效并長期運轉的潤滑劑。（參見李憲堂：《先秦儒家的專制主義精神——對話新儒家》）那么問題是，民本思想是否僅僅是一種“社會理想”？它在歷史上是否真正施行過？它的價值、意義究竟何在？
民眾是古代社會物質生產的主要承擔者，是社會賦稅、徭役、兵源的提供者，乃國家得以存續必不可少的基礎和條件。舊國君亡而新國君生，民眾可以離開國君，但國君不能離開民眾，此為民本思想產生的內在動因。國君看似威力無比，但推翻國君的正是那些“命如螻蟻”的民眾。民本思想重要的理論價值，在于揭示了亙古不變的歷史真理，即民乃國家（或國君）之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向背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盛衰興亡。在這種意義上說，民本主義具有跨越時空的恒久價值。
國君與民眾利益有沖突之處，也有彼此依存的一面，他們共同構成了利益共同體?！秴问洗呵?middot;貴公》篇記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天下非天子一人之天下，乃所有人之天下。天子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視民眾的利益，國祚自然不會長久。民本主義與君主專制主義相背反，走的是天子所制定的政策與方針，必須保證多數人利益的集體主義路徑。它追求的是天子利益與民眾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換言之，天子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私利，而民本思想家告誡國君，維護自己的利益，必須以保障民眾的利益為前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論語·顏淵》），彰顯的是華夏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種互利共贏的政治大局觀。
所謂“歷史真實”，不過是成功者自己主導的史學敘事，失敗者根本就沒有申辯的機會。受制于評價者的政治立場，正義與邪惡、仁政與暴政之間的界限，有時是很難厘清的。而民本思想的主旨，是只為民眾利益代言，不為暴君唱贊歌。它確立了正義與非正義之間的界限，是區分仁政與暴政最為明確、最為清晰的參照標準。面對“獨夫”“民賊”肆意虐民，民本思想是不證自明的“公理”，是推翻暴政、保障民眾利益的強大理論武器。民本思想不僅是衡量國君行為的標準、國家制定政策的理論指南，更是國家政權存在的價值理據與終極意義。
王權，是詮釋中國古代社會運轉機制的重要路徑。在古代中國，形成了一種不斷強化王權的傳統，王權掌握著一切資源的分配、再分配，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帝制社會，王權一家獨大，宗教傳統、貴族力量、學術道統等因素均不足以對王權構成有效制衡。民本思想是為天下生民爭取生存權利的理論建構，是以價值理想規訓政治權力的一種努力。（參見呂存凱：《“民為邦本”理念的哲學意涵及其現代轉型》，《中國哲學史》2023年第6期）董仲舒所謂“屈君以申天”，以上天制約王權，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紙空文”。王權缺乏有效約束，獨斷專行，人民權利無法保障，難以真正實現政治和解。在這種社會現實下，民本思想對專制王權的調節和制約，就顯得尤為必要。君主專制的政治弊害，賴民本思想得以減輕和紓解。（參見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史》）
民本思想家呼吁天子愛民如子，以慈愛之心對待庶民，是中國古代人文關懷的最強音。諸多強烈批判君主專制制度的言論，多是以民本思想為其理論支撐。常金倉先生指出：“三代國家皆以民本主義作為統治的基礎……因而每一次革命也無不以民生問題為旗幟。”（常金倉：《重新認識殷周天命與民本思想的關系》，《文史哲》2000年第3期）夏商周“三代”政權的建立者雖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武力奪取政權時，皆以保障民眾利益為口號。在帝制時代，當遭遇暴君虐民時，民本思想中“君臣易位”的革命論，往往能成為農民起義、反抗壓迫的強大思想武器。
民本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確實付諸實施過，只是貫徹、落實的程度不同而已。在王朝建立之初，統治者為鞏固統治，避免王朝傾覆，會采取一些愛民、惠民的措施，以穩定社會秩序，客觀上減輕了民眾的生活負擔。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皆是以民本思想作為其治國理政的理論依據。同時在歷史上，也有很多口頭上“保民”、實際上虐民的專制君主，如隋煬帝等。但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假民本”，而徹底否定民本主義的實踐價值，將民本思想完全等同于政治上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