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是文明禮儀之邦。中國古稱“華夏”，何為“華夏”？《春秋左傳正義》疏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禮記·玉藻》又將玉與人的德行相匹配，認為：“古之君佩玉，君子無故，玉不離身。”
玉器文化貫穿中華民族發展歷史，為傳統優秀器物文化之代表。三代觀物制器的自然崇拜向兩漢經學注疏玉禮制的演變，也是華夏禮樂文明在國事—家禮—人德層面由“神文”向“人文”躍進過程中“禮器合一”的集中體現。
玉與國禮：玉作六器與六瑞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祀與戎之核心在于國家統治。其中“祀”層面的“六器”，按《周官·春官·大宗伯》謂：“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壁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這里的“六器”主要是指自然崇拜祭祀天地與四方的玉禮器。據文獻考證，《周官》乃西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重金購得獻給朝廷后一直深藏于秘府，到西漢末年整理藏書時才予重視，至新朝王莽時立為學官，改名《周禮》，東漢鄭玄為之作注，遂成為探究中華文明“藏禮于器”的重要史料淵源。
“戎”的層面，隨著三代王道政治“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與步入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禮失求諸野”的興替，作為權力象征的“六瑞”之“圭”逐漸成為中央集權制下等級身份的表征。同是該書《周官·春官·大宗伯》還記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考古發現江都王墓、滿城中山王陵、巨野紅土山昌邑王墓內小圭形制、比例、尺寸完全相同，表征諸侯王墓出土的圭制，多為中央赗贈之物。（《玉潤中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年，第216頁）。也就是說圭作為政治信物被傳承，作為中央建立寶塔式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統治形式下通禮教的體恤形式?；蛟S可以明晰齊家文化“璧琮組配”、周時的“璧圭（璋）組配”至漢變化為“壁圭組配”的玉禮制。而漢代在眾多禮器中選擇圭壁發揚，當時重其作為六瑞之器的人治內涵，與當時禮制儒學化的內因是高度契合的。
玉與家禮：孝敬思禮
漢代禮與孝的鏈接，是家禮發展的核心內容，而漢玉的進一步家禮化，則將禮不下庶人的貴族制等級下達到一般的百姓日用之家，形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家禮祭祀、孝親、歸宗、敬養、睦鄰等文化。史載周朝時大夫之家，就已經設立了“家宗人”的職位，專門掌管有關祭祀等家禮實施事宜，從屬國家禮制，但規格大小不同。到了兩漢時期，家禮的禮義和功能才被進一步發掘出來。（陳延斌等《中國傳統家禮研究》，孔學堂書局2024年，第69頁）。如孔子所論孝者，敬優先于能養，以別孝與不孝的重要尺度，《禮記·祭義》擴展為忠孝為人，居敬涵養，出仕蒞官、交友誠信、出戰勇猛等臨事不懼的行為準則。孝的含義被擴大到莊嚴、忠心、敬畏、德勇等儒家倡導的修齊治平品格。
在對待世俗以孝治國基本綱維下的養生送死問題上，家禮也同樣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慎終追遠作用。以漢代楚（彭城）國（今徐州）出土的家族性墓葬玉器為例，其類別齊全，種類有玉璧、玉衣、玉棺、玉覆面、玉枕、玉席、玉竅塞、玉握、足玉和玉印等，系統而全面地覆蓋到生前禮天祭祀、日常生活與死后不朽等精氣長存的各個層面。葬玉文化，濃縮著漢代家禮內核“孝”“敬”在形而下器物層面的生動折射。另一方面，葬玉等級劃分在西漢早期，更多“采取寬松的態度，或者說沒有根據新情況制定新制度。同時部分王國玉衣斂葬的習俗尚不能上升到已經形成全國性制度這一層面”（宗時珍：《關于西漢王侯斂葬玉衣的思考》，《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如此，家族性明器類玉文化相關玉質、玉型、玉紋等并未完全阻隔上下、尊卑、等級在家禮的隨順遷化，仍具有較大的兼容性與普遍適用性。
玉與人禮：比德于玉
“比德于玉”，出自《禮記》，隨著源自楚地皇室的西漢上層對“六器”藏禮于器、溝通神靈的大規模實踐，如漢高祖時置“北畤”，祀黑帝，將上古自然崇拜的“六器”——秦祠白、青、黃、赤四帝——更化改制為“待我而具五也”之“五帝”祭祀之禮儀。（《史記·封禪書》）
從禮天之璧、貫通天圓地方之琮的擬物象征，到劉邦傳聞五帝自我增入始封之中央之數，四方逐漸有了向心的天數之則。為了統一今古文經義的分歧，到了東漢班固時期總結漢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白虎觀會議經學辯論結果而撰成的《白虎通義》，成為一部囊括中華文明惟德是輔，天人交感，貫通古今的倫理教化準則。
如“封禪”的禮儀之表征，《白虎通義》卷五濃縮為受命改制，教告太平之義?！栋谆⑼x》卷七論“文質”中援引《尚書》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而“輯五瑞”以合符信進一步闡述為五瑞施行體用的權力化、功能化，“蓋以為璜以征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同時，在董仲舒天人感應與三統三正之說基礎上，進一步申明三代王者之忠—敬—文循環的“三教”，闡揚慎終追遠的器物之用之德，謂：“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
緊隨三教之說，又提出“三綱”“六紀”的倫理金條，認為“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以理貫通上下，因循人之性情來整齊人道。“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如此，原有東南西北的具象禮器，吸收陰陽五行的推演，化成行上的以“五”為時中的人倫教化禮則，即法天—順地—應人三者永咸恒終始，使得儒學的人文化成義，在“神學經學化，經學神學化”的邏輯中完成天人合德的轉進。如在上通下達的普適性層面，《白虎通義》中經五祀“門、戶、井、灶、中霤”，三軍，鄉射，嫁娶，紼冕，喪服，崩薨等內容的義解，基本奠基后世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和嘉禮“五禮”的主要范圍。
隨著兩漢經學的繁榮，經王莽《周官》立為學官，更名《周禮》，到東漢時大儒鄭玄進一步從理論上為之作注，奠基后來歷代禮學之圭臬。以周秦書面語言文字為訓釋，許慎追溯“玉”字源流，以形為經，以義為緯，探求與字形結構相合的本義，闡述據于德的“五方”的人文化成之義，進而引申條貫玉石五德之美，即“仁—義—智—勇—絜”。
由此，玉質內涵的仁德濃縮了君子光輝篤實的氣象，通過為政以德，效法天道，制禮作樂，與時推演。而漢代的佩玉除作為等級的標志而外，它的另一個重要的作用，是作為君子以進揖退揚的姿態，來達成時時守正美德的一種象征，“然后玉鏘鳴也”。即古人佩玉行走時，進退俯仰，行走必然牽動身上所佩戴的玉飾，并發出來鏘鳴徵角宮羽之音。這一連貫、均勻、協調的步伐與節奏，也是向天帝人君表示自己絕無僭越禮制之心，表達“潔凈精微”以示盡忠盡節的一種情狀。
中華文明由上古對天地四方的自然崇拜具象化為觀物制器的“六器”“六瑞”，并在歷史的演進中逐漸將國之大事的祭祀與征伐、百姓日用的家禮文化以及一般社會的婚冠喪葬等層面貫通起來。加之兩漢經學對古今玉與禮制儒學化的行上禮并進、比德于玉的君子形象、漢玉與玉禮制的彼此激蕩，成為中國歷史上禮制儒學化的重要階段。
作者：黃吉宏 王麗，分別系江蘇師范大學中華家文化研究院教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