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在儒家經典及其解釋體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左傳》記載魯昭公二年，晉國韓宣子（韓起，晉國六卿之一）在魯國看到《易象》與《魯春秋》二書，感嘆“周禮盡在魯矣”。
現今一般認為，所謂“周禮盡在魯”，是指在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的時代大背景下，作為禮樂文明代表的周禮在魯國得到了良好的保存與行用。我們回到韓宣子“何出此言”的場景，不難發現，徑直如此理解似乎還稍顯寬泛，實際上是擴大了韓宣子所說“周禮”的內涵。韓宣子所言的“周禮”本意或者說最初出發點是什么？為何見到《易象》及《魯春秋》二書即有此論？西晉杜預為《左傳》作注時的理解是：“《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通悅）之。”唐代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則進一步解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言‘《魯春秋》’也。魯國寶文王之書，遵周公之典，故云‘周禮盡在魯矣’……史官書策之法，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周衰之后，諸國典策各違舊章，唯《魯春秋》遵此周公之典，以序時事，故云‘周禮盡在魯矣’。”所以我們理解，所謂“周禮盡在魯”，首先表明的是“文獻盡在魯”。這大致包含兩層意思，首先是代表、承載“周禮”的文獻典籍在魯國得到了良好的保存；再者，文獻典籍的書寫方式及其代表的周禮行用之一端在魯國得到了良好的遵循。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其他各諸侯國沒有類似文獻，如《易象》一書，書名前并未像《魯春秋》一般冠以“魯”字，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等之前經學家的解釋此系周王室所頒，各國均同；與之相對的是，之所以特意稱《魯春秋》，是因為此系魯國根據周公所定成法而修成的記魯事的《春秋》，與其他諸侯國不同。舉一個后代的例子也許有助于理解，明永樂年間命各地編修方志，頒有“纂修志書凡例”二十一條，各地遵照修志，這些“凡例”我們今天偶爾還能在某些存世方志書中看到（如《[正德]莘縣志》），可惜魯所遵循的可能由周王室所頒的修《春秋》“凡例”沒有完整留存下來（僅在《春秋》三傳中有零星體現）。
禮是一整套的社會行事方式與準則，傳統經學家用“吉、兇、軍、賓、嘉”五禮來概括周禮行用的各個方面，五禮之中又根據行用者身份不同而有王、諸侯、大夫、士等上下有別之禮。然而禮文殘缺，文物不備，周禮的詳情不但今天的歷史學家，即便是古代經學家都已經很難描繪清楚。特別是代表禮制最高層級的周王（天子）禮，現存儒家經典中只有殘篇斷簡：《儀禮》及其衍生出的《禮記》主要是士、大夫禮；《周禮》僅涉及理想中的周代官制，其他各經均非對禮的直接描述。相較之下，經典中所記更多、且被認為是可以行用王禮的魯禮，對重構業已殘缺的周王禮，也就有了不一般的意義。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周禮盡在魯”還可以理解為“周王禮盡在魯”。
魯可行王禮，如前所述，《禮記》中有明確記載。魯以諸侯身份而行本應且僅應由天子行用的王禮，西漢以來的經學家對此種情況起因的主流解釋是“成王賜周公”，即周成王因周公對周王室之大功勛而特許作為周公之后的魯國行用王禮，以示“不敢臣周公”（成王不敢將周公看作臣子）之意。此種認知的起源應當更早，在漢代隨著《禮記》等儒家經書的編訂而固化在經典及其解釋體系中，公羊學家甚至發展出“王魯”（將魯看作王者身份）之論。綜合經典所記及后儒所釋，魯禮的特殊之處即魯所行天子禮主要包括魯得郊天（祭天）、有禘祫二祭（均系宗廟中對前代君主的合祭形式）、兼用四代（虞、夏、商、周）車輿、服飾、器物、制度等。這些經典中對魯禮的詳細記載，對于漢代以降經歷禮崩樂壞的社會變革后在天子禮殘缺的現實基礎上重建國家禮制，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
魯用天子禮的典型代表是魯得郊天。本來“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作為諸侯無權郊天，但是《春秋》《禮記》等儒家經典中明確記載了魯有郊天之舉，魯之郊天也被認為是“成王賜周公”的重要內容之一。圍繞魯郊本身禮與非禮、魯郊時間、魯郊起源等問題產生了經學史上一系列重大論爭。如魯郊禮與非禮問題，同樣是《禮記》中的《禮器》一篇中有借孔子之口所說的“魯之郊禘非禮也”，以鄭玄為代表的漢儒認為這里所言實際上是魯郊在祭祀細節上有若干失禮之處，而非魯郊本身非禮；到宋代，經學家則普遍認為基于“君臣大義”考慮，成王不當賜魯郊，周公也不當接受，孔子所言即對魯郊本身的明確否定。
如果說魯郊的經學學術史意義更大一些，那么魯之禘祫禮特別是經學家根據《春秋》及三傳推導出的魯行禘祫禮的具體年月安排則具有更大的歷史意義，因為它對帝制時代禘祫禮舉行的時間安排造成了重大影響。這樣“周禮盡在魯”也就有了傳統中國禮制史上的特殊意義：魯禮可上推天子禮，進而它成為后世構建國家禮制的重要理論來源。
所謂禘祫禮，是一種隆重在宗廟中舉行的合祭祖先的祭祀形式。傳統中國敬天法祖，體現在祭祀上，敬天即上文所言的郊天，法祖很重要的一個內容也即對祖先的祭祀。根據先秦史學者的研究，商周青銅器銘文中就已經出現了禘祭，春秋及《左傳》《公羊傳》中零星記載了魯國實行的幾次禘祫大祭。但因為《春秋》有“常事不書”的書事原則，記載上的語焉不詳導致無法據之還原禘祫禮的具體年月安排。西漢中后期國家禮制儒家化過程中重建的禘祫二祭自產生伊始，即伴隨著在時間安排上的經學爭議，一如東漢末年鄭玄所言，“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讻讻爭論，從數百年來矣。”鄭玄綜合《春秋》《左傳》《公羊傳》等經典所載，在經學史上首先構造出一套完整、系統的魯禮禘祫理論，他認為“魯，王禮也”，故而天子禘祫禮情況“以此相準況可知也”。這套禘祫理論成為后世國家禮制層面安排禘祫年月的最重要依據之一，宋代太常禮院的禮官曾評價：“鄭氏依仿魯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
古往今來，魯地“講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的傳統一直在延續。在古代，盡存周禮的“魯禮”既有經學學術史上的意義，更上升到傳統國家禮制層面，影響國家禮制變遷，這是其他任何一個先秦諸侯層面之禮所不具備的。
（作者系山東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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