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華傳統文化歷來重視道德修養與倫理建設，在國家治理、為官為政方面，千百年來，積累了大量經典論述，如“政者正也”“為政以德”“公生明，廉生威”等，蘊含著豐富的修身內涵與政治智慧，成為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發人深省、給人啟迪。發掘其中的道德和智慧，賦予新的時代內容，具有重要意義。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王杰在本版開設“官箴品鑒”專欄，對歷史上有代表性的官箴進行解讀，以資學習和思考。
在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系統中，很早就出現了一類為官者入仕必讀之書即官箴書。之所以會出現，一方面是通過官箴加強各級官員的廉潔自律，約束官員的思想和行為；另一方面，可以從官箴書中汲取前輩官員的為官從政之道。要想了解什么是“官箴書”，需要先從“官”與“箴”這兩個字說起。
何謂“官”？“官”指的是在衙門做事的公職人員，也稱官員，以區別于“吏”。“官”有職位品級之分，往往通過科舉產生，經過朝廷委派，常常在異地任職，領取朝廷俸祿而為朝廷服務，因此也叫“朝廷命官”。
何謂“箴”？“箴”是古代的一種文體，有“勸告、勸誡”的意思，與“箴”字搭配的詞有：箴諫、箴砭、箴規、箴誡、箴誨、箴訓等，主要含義就是勸諫別人改正過失，使人的思想行為符合社會規范、守住職業道德和法律底線。
何謂“官箴”？在各種辭書中，主要有三種解釋：一是指百官對帝王進行勸誡；二是指官吏對帝王所進的箴言；三是指做官的戒規。“官箴”原是規勸為官者的一些原則與規范，后來逐漸演化為帶有自我約束功能的修身準則。
中國最古老、有文字記載、垂訓千古的官箴，大約出現在殷商末期，其中最早的，大概要算《虞人之箴》了。據《左傳襄公四年》記載，《虞人之箴》，簡稱《虞箴》，是由一個叫辛甲的人推崇而名于世的。辛甲是誰？其身世已難以考證，但史學界一般認為，他曾是商后期，也就是殷的亡國之君帝辛、人稱紂王時期的史官。公元前1046年殷商亡國后，西周建立，辛甲在西周初年任太史，人稱辛尹。他在太史任內，極力倡導百官“官箴王闕”。所謂“官箴王闕”,就是讓百官作箴,或者讓專司箴諫的官員作箴,箴文完成以后,由經常在君主之側的樂工“誦唱”，讓國君時時能聽到百官的規勸，目的在于針砭國君的缺失，時時規范國君的行為。辛甲深感殷鑒不遠，應以史為鏡，以免歷史悲劇再次重演。在辛甲的倡導下，百官都積極響應他的召喚，紛紛遞交官箴。其中，有一份官箴特別引起了辛甲的注意，這就是《虞人之箴》。虞者，是管理田獵官員的稱謂?！队萑酥稹凡贿^60余字，卻道出了百姓的心聲。這份箴言寫道：
“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仆夫。”
這段箴文大意是說，大禹時期曾有茫茫的疆域，他的兒子啟登位后，劃分為九州，設立了九牧，按地區管理天下，使得國家非常有秩序。百姓安居樂業，同時農業發展得也好，野獸有豐茂的青草，各得其所，因此互不干擾。后羿身居帝位后，貪戀狩獵，想到的只是飛鳥走獸，而忘記了國家的憂患，武事不能太多，太多就不能擴大夏后氏的國家。作為主管田獵的官員，謹以此報告君王左右的人?！队萑酥稹氛Z言樸實，邏輯清晰，言簡意賅。它在兩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人與自然、人與獸“各有攸處，德用不擾”的思想以及不能貪戀安逸的思想。
后來，“官箴書”在內涵和外延上都有了一些變化，但核心內容沒有改變，既保留了對君王的規勸、勸誡，又逐漸演變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為準則和規范。官箴書像一條紅線，貫穿古代為官為政的始終，如：
《尚書·立政》有“九德官人”說：“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提出選拔任用官員，要具備以上九種品德。
《周禮·天官》有“六廉”說：“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潔，六曰廉辨。” 基本上涵蓋了為官者所應具備的德行素養。
《論語》有“五美”說：“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孔子主張要“尊五美”，把“五美”看做人的五種基本美德。
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謗，三曰舉事審當，四曰喜為善行，五曰恭敬多讓。”。除了五善，還有五失，指的是：自我膨脹、驕縱專橫、越權行事、目無王法不知利害、輕賤有才能的人而貪婪財貨。這“五善”“五失”就是秦國對官吏考核獎懲的標準。
漢代有“四科取士”和“光祿四行”說。漢朝選拔官員的主要標準是“舉孝廉”，是按照德、才、能的順序進行考察官員。
唐代有“四善二十七最”說：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四善”是說，唐朝選任、考核和監察官員，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最，是指各個職位的任職資格，二十七最，是指對各個職位不同工作的具體要求。
明代有“居官七要”說。明代大思想家薛瑄在《薛文清公從政錄》中提出了“居官七要”說：“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
清代有“居官八約”說，這是康乾時期的孫嘉淦所提出，即“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于無名，事止于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短短的42個字，概括了事君、共人、避爭、藏功、止事、要言、守獨、清廉等非常豐富的內容，被后人看成是為官做人的八項基本原則。
從中不難看出，這些官箴學說都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為指導，“修身、立德、公正、廉明”始終被放在了重要位置。除了這些重要的官箴學說，《中國古籍總目》共列舉了從漢到清官箴書目177部，如宋代呂本中的《官箴》、宋代許月卿的《百官箴》、元代張養浩的《三事忠告》等。時至今日，歷史的滾滾車輪已經進入新時代，古代官箴中的一些內容早已失去了其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與社會環境，但其中仍有很多跨越時空、具有時代價值的主張、觀念和思想，這些正是古代官箴的精華所在。這些官箴精華，對于新時代領導干部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講政德、修政德、立政德，具有強大的精神哺育力量，是我們在傳承發展中華傳統文化中應當倍加珍視和注重發掘的寶貴思想資源。對古代官箴文化中適合于促進政治文明發展和鼓勵干部向上向善的內容，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發揚，賦予其新的時代涵義。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大力推進包括官箴精華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原載：《人民政協報》（2022年6月13日 第10版）
作者：王杰，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領導干部學國學組委會主任。